公元907年，朱温登基称帝，建立后梁。他走上这一步时，没有靠祖上庇佑，也没有靠时代幸运。他出身贫寒，少时游手好闲，连个兵油子都算不上。
可就是这么一个起点极低的草莽人物，却在战乱之中打出一条血路，硬是从黄巢义军里杀将出来，灭了秦宗权、李茂贞、朱瑄，收了河南、山东、陕西，把李克用都打得躲回河东不敢南下。
他称帝前二十年，打遍中原无敌手，用兵狠、下手准、节奏快，成了公认的“战神”。
可奇怪的事来了。称帝之后，他仿佛换了一个人，几乎场场战败，节节失利，最后连洛阳都守不住，后梁被后唐一举灭国。这个落差太大，不像是战术问题，更像是战略逻辑出了根本性错乱。
是什么把一个狠角色逼成了亡国之君？今天我们就把时间拨回那个血雨腥风的五代乱世，从一桩桩具体事件中，把朱温崩盘的全过程，一点一点揭开。
皇帝的龙袍，比秦宗权还难打
905年，河南滑州白马驿，朱温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个士人，尸体丢进黄河。这些人有裴枢、崔远、王赞，都是朝中有名望的文臣，被称为“衣冠清流”。
推动这场清洗的是朱温的亲信李振，此人出身寒门，屡试不中，对士族有极深怨气。他劝朱温：“清流自诩清高，不如投黄河，永为浊流。”朱温听完笑了，第二天动手。
朱温从这一刻开始，把朝堂变成亲信游戏场，摒弃一切能构成制衡的士族官僚，把国家命脉交到一批没有行政经验、只擅权术的文书手里。
结果是决策系统瘫痪，治理能力崩溃。裴枢死后，没人能接替他的吏部系统管理，连任官调度都变得混乱。
到了907年，他正式登基，改名朱晃，国号梁，建都汴州。他登基当天，朝中核心就是三人：敬翔、李振、贺瑰。
三人无一人有统军经验，也无一人懂州县吏治。朱温在称帝前靠兵法打天下，在称帝后靠术士守江山。
李振杀士人，敬翔陷政争，贺瑰管理兵粮时克扣将士军饷，导致前线军心涣散，士兵多次哗变。这些人坐在龙椅前，写出的不是奏章，是后梁的死亡通告。
朱温原本能调动士气、整军立制的能力，被他亲手选出的人彻底抵消。
而且称帝后，朱温不再领兵亲征，彻底断开了与军队的实战联系，指挥系统陷入多头掣肘。
他打败秦宗权靠的是突然袭击、重奖先登、斩将立功；如今的后梁军队，上战场靠的是人情、名帖、家族调任，没有将领能独当一面。
当权力体系成了内斗温床，敌人还没动手，国家就自己先乱了。这个皇帝的龙袍，对他来说，比秦宗权还难打。
朱温称帝后的失败，从来不是战场输给了谁，而是他自己斩断了过去所有的制度支撑。接下来他面对的对手，根本不是等着他内斗的藩镇，而是兵权整合、谋略严密、节奏凶狠的李存勖。
打不过李存勖，是因为压根没想赢
909年，晋王李存勖在邺城东南击败后梁军，战局正式翻转。这一战是整个晋汴争霸的转折点。后梁此前还能守住黄河防线，这一战之后节节败退，晋军势如破竹。
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少年便领兵作战，被称为“沙陀鹰隼”。他善用轻骑突袭，战术变化极快。父子两代积累的战法、军纪和边军经验，使得晋军指挥系统高度整合，完全是一支战争机器。
而朱温那边呢，指挥系统成了掰手腕的政客拼盘。朱温退居中枢，军事事务由各路节度使各自为政，彼此掣肘，无统一调度，战场响应迟缓。
后梁名将葛从周，在称帝后被赋闲，原因是“得中风”。这位曾在朱温危难时扶他上马、身中数矛救驾的老将，被晾在别墅里养病，临终前也未再被启用。朱温不用老将，也不培养新将。
后梁军中可独当一面的将领，五指难数。
而晋军核心将领李绍宏、李嗣源、郭崇韬、周德威等人各有分工，协调密切，攻守转换极快。晋军击溃后梁军队的关键战法是“钳击式攻势”——主力正面吸引，侧翼骑兵突围绕后，各地后梁守军完全无法协同，频繁陷入包围。
915年后，后梁军队几无胜绩。李存勖北击契丹，西破前蜀，南取魏博，东取滑州，连下重镇。后梁一边战线崩溃，一边宫廷频频内讧，地方军士干脆投敌。等到923年，洛阳失守，朱温之子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
从第一场战斗开始，朱温就没能组织过一次有体系、有目标的战略反击。他依旧使用称帝前“各节度分头出战”的旧模式，根本没有形成国家级军事对抗的战略构架。
朱温称帝后，不再谋划战局，而是坐等部下送来胜报。但李存勖打仗，从不靠别人送功，他要的是每一步棋都算得清楚。
他败给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换的脑袋
中和四年，884年6月11日，朱温在上源驿动手刺杀李克用。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分水岭。当时李克用刚打完黄巢，回营经过汴州，朱温设宴送行。
酒宴间，李克用言辞傲慢，朱温忍无可忍，宴后当晚动手，但行动失败，李克用逃脱，双方彻底翻脸。
从这之后，朱温心中那点“结义兄弟、英雄惺惺相惜”的情结也没了，开始彻底信任只有“绝对忠诚”的人。他的脑子开始换了：打天下靠能人，坐江山靠亲信。
他亲手剪掉了整个后梁政权的脊梁——不再提拔功臣，不再容纳异见，不再容许任何可以独立思考的人。
他从“能打能忍的军阀”，变成了“谁都不信的帝王”。当年他能在几十人起家时挑翻秦宗权，不是因为手下人听话，而是因为他用人不问出身，看结果。他信仰效率。但称帝后，他只信控制。
这种改变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系统性滑落。白马驿杀士，废唐昭宗，清洗宦官，全是围绕权力展开。等到战争真正来到门前，他手里的不是兵，是空名节度；不是将，是一帮胆小怕事的公公。
912年，朱温死于宫廷政变，被亲儿子朱友珪所杀。这场政变发生在他登基后的第五年，也是后梁政权全面溃败的第三年。这不是巧合，是宿命。
朱温称帝，不是为了稳天下，而是怕失去权力。结果他丢掉了整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