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十月，随着北伐与西征战事的阶段性结束，朱元璋开始了对大明开国功臣的大规模分封。此次分封中，最高级别的爵位为六位公爵。相较清代，明代的爵位制度显得较为复杂，对于不熟悉明史的读者来说，可能难以立刻理解这些封号的内涵。
以文武排名第一的徐达和李善长为例，徐达的封号是“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参军国事”；而李善长则被封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参军国事”。这些封号中的“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中书右丞相”等名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借助史料来解读，就能更好地理解明初时期爵位的复杂性。
朱元璋所封的六位国公，皆是曾随他征战沙场的知己和重要战友，也是大明建立后的第一批封臣。这些国公的封号中，都会加上“开国辅运推诚”字样，表明他们是为国家奠定根基的功臣，这些字样也称为勋号。六位国公中，五位是武将，只有李善长是一位文臣，因此他的封号便与其他五人不同，武将的封号为“宣力武臣”，而文臣则为“守正文臣”。这种区分，在其后的爵位制度中得以延续。
此外，开国功臣之间的封号还有些微差别。例如刘基和汪广阳，他们的封号是“开国翊运”，这是因为两人虽然为开国功臣，但并非朱元璋的直系亲信，所以在封号上做了区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爵位继承人是由儿子传承的，那么封号中便不再包含“开国辅运”三字，像常遇春的儿子常茂，虽然也是六国公之一，但他的封号就简短许多，为“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郑国公”。
洪武二十一年，常茂因罪被夺爵，朱元璋随后改封常遇春的次子常昇为开国公，其封号为“钦承父业推诚宣力武臣”。在洪武年间，虽然也曾使用过“推忠协谋”等类似勋号，但这种做法相对较少。到了永乐时期，封号则多采用“奉天靖难”、“奉天翊运”等勋号。
明代的爵位继承制度沿袭了唐宋的传统，文官与武官都有散阶和勋官之别，以显示朝廷对他们的恩宠。在洪武年间，开国功臣的散阶与勋官地位远高于普通的官员。例如，正一品文官的散阶应为光禄大夫，二品为荣禄大夫，而朱元璋所封的六位国公皆为“特进光禄大夫”或“特进荣禄大夫”，这意味着他们的地位极为尊贵。其中，只有徐达和李善长拥有“特进光禄大夫”这一名号。
此外，左柱国是勋官中的最高等级，六位国公中，只有徐达和李善长被封为左柱国，其他四位则是右柱国。在明代，左为尊，因此左柱国的地位显然高于右柱国，这也体现了朱元璋对徐达和李善长功绩的极高认可。
而“参军国事”这一封号，则是借鉴了元朝的制度，授予公爵一种特殊的权利，字面意思是参与国家军政事务，类似于清代的议政王。这个封号在洪武初年特别使用，且仅限于徐达和李善长两人。在他们之后，李文忠、冯胜、邓愈三人获得了“同参军国事”的封号，虽然档次稍低，但也显示出他们在军政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常茂并没有这一头衔。
封号中的“太师”、“太傅”以及“中书左、右丞相”都是正一品的文官，属于实品官职，尽管三公职务属于虚衔，仍被视为品官。在六位国公中，徐达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李善长则担任中书左丞相，李文忠成为大都督府左都督，冯胜则为大都督府右都督。常茂和邓愈则未担任实职官员。常茂年纪尚轻，因此没有封任任何官职，而邓愈则因朱元璋计划让他和汤和一起领兵征战四川和湖广，因此没有分配具体职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勋臣封爵而没有具体的官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权力受到了削弱。实际上，许多开国功臣在名义上担任了某些职务，但很快便被派往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军事事务往往更为重要。比如徐达，虽然名义上是中书右丞相，但他几乎从未在中书省工作，而是长期在外征战，实际权力更多体现在军事指挥上。
洪武十三年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曾两次对开国功臣进行大规模清算，能安然度过的少之又少。然而，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彻底削除功臣们的爵位，而是允许他们的后代继承。洪武晚期，爵位继承制度逐步完善，规定开国功臣去世后，其爵位会追封至三代。除非后代能建立显赫的功绩，否则其爵位继承仅维持原爵级别。与清代相比，明代勋贵晋升爵位的难度较大。
最后，洪武朝的功臣去世后，大多数都会被追封更高一级的爵位，例如国公会被追封为王，侯会被追封为国公，伯会被追封为侯，但并非所有人都享受这一待遇，个别功臣未能获得这一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