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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屡次兴兵北伐，进攻曹魏，是三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至建兴十二年（234年），短短七年之内，诸葛亮五次主动率军北伐，进攻曹魏，且期间还防御了一次魏的进攻。 要知道，三国中蜀国最弱，曹魏实力则最为雄厚，在历史上，弱者屡屡进攻强者，且发动战争的频率及规模如诸葛亮这般较为罕见。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诸葛亮数次北伐这个事件上，但对于其北伐的动机了解的过少或者不全面，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动机有利于加深对于三国历史的了解，对诸葛亮北伐的动机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诸葛亮北伐有以攻为守，借以图存的长远考虑在古代，一个政权的强弱与否取决于政权所实际控制的人户，即所谓“编户齐民”。汉末天下大乱，全国人口损失惨重。《通典》记载，蜀亡时，“（魏）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士十万二千”。又按《晋书》所载，吴国为“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而曹魏则为六十六万户，四百四十万口。 需要注意的是，把三国的户口数全部相加，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就只有这么多人口。这是因为虽然汉末混战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但有相当一部分户口没有被政府控制，多为豪强地主和世家大族的私属，所以实际人户要高于三国户籍的总和。但政权所能调动的人力物力不是由境内全部人口决定，而是由其政权真正有效控制的人户决定。 如前文所说，人们虽都知道三国中蜀汉实力最弱，曹魏最强。但对于前者具体有多弱，后者具体有多强，认识却很模糊。通过上面数据可以看出，蜀国与曹魏的国力差距是相当大的，孔明第一次北伐因街亭失守而退兵，但在退兵时仍不忘将当地居民迁入蜀境，即“拔西县千馀家，还于汉中”，一方面可以看出蜀国对于人口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蜀国国力的弱小。 如果诸葛亮不主动北伐，两国之间和平相处，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两国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也强调了这一点，即“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其次，益州的地形决定了只有北伐才能有恢复汉家的希望《隆中对》在后世可谓是广为流传。孔明先为刘备分析了一番天下大势，他对刘备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而刘备若想成霸业、兴汉室，就要先占据荆州、益州，成三分天下之势，最后择机两路出击，进取中原。后来刘备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活动也确实是按照这个规划进行的。 但是，关羽丢荆州，刘备兵败夷陵，使得占据荆益，两路出击的战略规划破产。蜀国此时的版图实际上只有益州一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说“益州险塞”，这是因为益州四周山岭环绕，较为封闭。益州的这种地形于交通而言是一弊端，后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便是一体现；于军事而言，则为易守难攻之绝佳地形。 尽管蜀地地形有利有弊，但就中国历史来看，蜀地的地形在天下大乱，分裂争霸的时期可攻可守，有逐鹿中原的资本。但如果蜀地以外的地区渐归统一与稳定，那么，蜀地的地形就会像一个牢笼一样，将该地的割据政权死死的困在里面，使得蜀地政权在与外部统一政权的战争中被消耗至亡。典型的例子有后世五代十国之一的后蜀，在天下大乱时其割据一方，但等到北宋开始逐渐统一时，则迅速灭亡。元末割据四川的有明玉珍大夏政权，在朱元璋基本完成统一后也迅速被明军击灭。 因此，在荆州丢失，曹魏的统治逐渐巩固，国力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蜀汉若既不想坐以待毙，又想完成统一，摆在诸葛亮面前的也只有“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条路可走了。 最后，北伐以兴复汉室为政治号召，利于团结内部和吸收外部人才建安十六年（211年），应益州牧刘璋之邀，刘备领军入蜀。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军攻取成都，占领益州。但早在刘焉、刘璋父子主政益州时，益州内部就存在着本土官僚豪强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对抗。刘备入川所依靠的是以荆楚人士为主体的荆楚集团，这就使得原本就存在的新旧、客主矛盾更进一步激化。面对这种情况，刘备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矛盾，团结内部。如他将政权对益州本土势力开放，通过设官分职分享给了本土势力部分政治权力，使得两方各得其所，彼此相安。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居于政治领导地位的仍是荆楚集团。 但如前文所提及的，因关羽丢荆州和刘备兵败夷陵，荆楚集团这个外来集团丧失了其大本营，没有了扎根的土壤，同时集团内部也损失惨重，关羽、张飞、麋竺等人皆亡，在丢掉了荆州的情况下，荆楚集团很难补充新鲜血液。因此，看似强大的荆楚集团面临着困于益州，后继无人，有被益州本土势力取而代之的危险。 刘备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在于其打出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纲领。在荆楚集团与益州本地势力存在矛盾，且荆楚集团有被取而代之的风险下，只有通过这一政治纲领，不断的发动北伐，才能使两大集团实现暂时的团结，给荆楚集团以喘息之机，并且只有依靠北伐，打出益州，占领更多的土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与魏吴相比，蜀汉的优势是其所拥有的兴复汉室的政治号召力，如果不发动北伐，一旦荆楚集团被益州本地势力压制，就会造成“王业偏安一隅”，与刘备“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号召相冲突，蜀汉也会丢掉在政治号召力上的优势。 并且，除了国力上的巨大差距外，困于益州一地的蜀汉与魏吴相比，人才的匮乏也是其一大短板，只有通过北伐，蜀汉才有可能吸纳更多来自外部的优秀人才，如后来继承孔明事业的姜维，便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过程中所得。 综合来看，促使诸葛亮五次北伐，以弱攻强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只有不断地北伐，蜀汉才能够以攻为守，拖延曹魏恢复经济的进程，尽最大可能避免两国国力上的差距更进一步扩大。 同时，只有主动出击，才能利用好兴复汉室的政治号召优势，跳出益州地形的束缚，缓和内部矛盾，吸收外部人才，才能求得发展，使兴复汉室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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