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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云南？即便云南本地人，也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南诏碑刻中有一句“阐三教，宾四门”，分别出自东汉班固《白虎通》：“夏人之王教以忠……殷人之王教以敬……周人之王教以文……”及《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从而以为南诏精熟经典，忽略了直至明朝初年仍有“无中国文字，小事刻木，大事作缅书”的记载，轻言南诏如何同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云南”何来？
云南省之名，源出云南县。汉武帝经略南中，在今祥云县境内设云南县。蜀汉建兴三年 （255） ，分建宁郡、永昌郡增设云南郡，领云南等县。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 ，玄宗册封蒙舍部落首领皮逻阁为“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皮逻阁及其子孙攻略四方，逐渐占领现代云南大部分及周边地区，云南王 （南诏） 所管“云南”随之扩大。元世祖至元十一年 （1274） ，因旧云南的八府、四郡、三十七部设“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云南省前身。
说明云南省得名于云南县，仍未讲清云南的由来。云南县为何名云南？
明清时期传说，一说“彩云南现”，一说“云岭之南”。以明洪武十五年 （1382） 起算，明朝去汉元封二年 （前109） 设云南县已有一千五百年，而今距离明初仅六百余年，古人言古人之事不可靠。与云南县同时设立，还有邪 （yé） 龙、叶 （shè） 榆、比苏、弄栋等县，看起来都是方言音译。
换句话说，云南之“南”字，最初的含义多半不是指方位；明清时期望文生义，设想出许多传说。“南”不是方位，在后来的地名中也存在。典型的，如路南 （今改称石林） ，“大路之南”显然说不通。唐朝樊绰《蛮书》“东爨谓城为弄”，《元史》“蛮语谓涕为水，笼为城”，用来阐述元明清三朝云南的临安路 （府） “尼郎——南——临安”转变基本成立，上溯至西汉时代却有很大问题，仅只说明“南”字未必方位词。
昆明市所辖的宜 （mí） 良县，“宜良”原意是“近水坝区的城镇”，如果按现代读音，云南 （yún nán） 与宜良 （yí liáng） 多少有些接近。然而，宜在方言中读mí，弥勒 （属红河州） 、彝良 （属昭通市） 读音、含义与宜良接近可以断定，云的上古音属文韵，或许与现代的“永”相似，差别很大，绝不能用现代的情况臆测西汉时代的“云南”究竟何意。
“云南”是音译字，应该与事实相去不远。气候
云南常以“四季如春”为人倾慕。不仅外来者如明朝的杨慎《滇海曲》，“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本省人士也认为事实。杨慎的诗其实有限定，前一句是“萍香波暖泛云津，渔枻樵歌曲水滨”，云津是云津桥 （元代称大德桥，清代称得胜桥） 码头。
昆明天气虽不见得没有寒冬酷暑，稍微修饰“四季如春”勉强说得过去。 梅里雪山。摄影/渔夫
除了昆明，云南许多地区，因纬度低而无严寒、海拔高而无酷暑，基本成立。但是，云南省海拔，从德钦县梅里雪山6740m到河口县南溪河口76m；一县之内，典型如元阳县，县城南沙镇海拔不到300m，相邻的新街镇 （旧县城） 海拔近2000m，山川起伏之巨，不便笼统说云南气候如何，甚至某县气候如何也成了玄学。
古人已经认识到云南气候之复杂，如雍正《建水州志》首卷就有“天气常如京师三四月……惟河底一带，夏秋间湿热相蒸，多瘴疬”，州治 （今县城） 与元江谷地分开叙述。物产
气候不同，地理形势也不同，云南各地物产有显著差异。反映在饮食方面，举例各类花、虫列入食材认为云南“野性十足”当然是片面和误读。康熙《云南府志》卷八所载物产，寻常稻、麦、姜、萝卜、瓜、豆之类，极大限制了“放飞自我”。
不过，说云南饮食普通平凡，也不正确。云南范围颇广，云南府 （昆明市） 的物产，未足代表更多地域。
祥云县大波那遗址出土铜箸，藏于大理州博物馆。摄影/蛮书祥云县大波那遗址曾出土一双公元前的铜箸；同在云南省，最近三四十年前，元江两岸的某些山地族群仍有随手折下树枝作为筷子的习俗。
能够想到，社会经济落后到筷子尚停留在原始阶段，一切可以充作蛋白质、维生素来源的动植物纳入食谱，顺理成章。提到公元前的铜箸，20世纪的树枝，谈论的是同一个云南；旧临安府奢侈地将大米制成甜点狮子糕，与高寒山区借着大航海时代传入中土的马铃薯 （洋芋） 才能勉强果腹，也是同一个云南。
各地物产种种不同，作者能想到外埠人士初来乍到会在云南获得奇妙丰富的味觉体验。青铜时代的铜箸，近当代的树枝，分别为筷子的先型和完成式；隔着两千多年，本质相同。
这是何以云南的另外方面，“多元一体”。民居与建筑
留心云南民居，滇东南山区的“土掌房”，滇南“竹楼”，滇西北“木楞房”，滇池-洱海流域的合院，外形、结构差别甚大，这仅是部分事实。
滇西北维西县傈僳族木楞房。摄影/渔夫
滇东南元阳县哈尼族蘑菇房。摄影/渔夫
滇西南盈江县景颇族矮脚竹楼。摄影/渔夫
滇东北曲靖市沾益区汉族民居。摄影/蛮书
洱海流域巍山县东莲花村回族民居。摄影/蛮书如果只将古代建筑列为观察对象，从梅里雪山脚下的佛寺，到腹地各府县的学宫，到澜沧江边的佛寺，再到五尺道上的礼拜寺，包括道观、天主堂、基督堂、本主庙、土主庙、宗祠等，都是按相同逻辑构建外观近似的圣殿。
 大理天主教堂。摄影/蛮书
 广允缅寺。摄影/一环君
 嘎里佛寺。摄影/一环君
 巍山东莲花村宣礼塔。摄影/蛮书
 建水土主庙。摄影/蛮书
 建水清真古寺。摄影/蛮书
 南甸宣抚司署。摄影/渔夫
 维西茨中教堂。摄影/渔夫
 香格里拉中心镇公堂。摄影/渔夫
 白汉洛教堂。来源/网络
虽然有时代先后、“方言”差别、木工师傅技术水平高下不同，总的说来，共同组成特色鲜明云南建筑语言，跨越儒、道、耶、回、俗祀以及汉传、藏传、南传佛教。宗教
某年春，作者慕名参观临沧市的勐旺塔。一入勐旺大寨的佛寺，不免惊讶。佛寺内两座“维罕” （佛殿） 并立，作者对佛教了解很少，可也知道大佛殿、弥勒殿同时出现在南传上座部佛寺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不论佛殿木构部分是否当代重建，从一些迹象仍能大致推测“古已有之”。
 勐旺塔。摄影/蛮书
勐旺佛寺山门外的照壁，清朝的砖石雕刻有“喜上眉梢”“龙马负图”“鱼跃龙门”和太极图案、须弥座壸门圭角，都是汉传佛教地区喜闻乐见的题材。 勐旺佛寺山门前照壁局部。摄影/蛮书
其实，勐旺寨的傣族传统民居，也不是干阑式竹楼，而是云南腹地常见的合院式建筑 （如果不介意，可以称之为三坊一照壁） 。 噶丹松赞林寺。摄影/渔夫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僧侣自南向北传教，进入中国云南便停下脚步。藏传佛教传播范围主要局限在云南西北部的迪庆、丽江一带。高僧们超凡脱俗，驻足的理由不可能是贪爱葱郁的雨林或者雄伟的雪山，而是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先行者。
安宁市的《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立于周圣历元年 （698） ，金石学家在意碑上的“则天文字”，历史学家在意其记录的初唐历史。 《王仁求碑》碑额。摄影/蛮书
从另外角度来看，碑额双龙之间的小龛，是云南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件佛造像。龛内二佛并坐，典出《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这题材自北魏孝文帝以后流行了相当长时间。碑额形制、佛像风格、内容主题，确定无疑地表明两身佛像来源于中原河洛地区。
《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后数个世纪，可以看到汉传佛教在云南持续不断的影响。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可能是按照法藏和尚翻译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建立，剑川石钟山石窟披风帽的地藏菩萨则与成都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赞的《十王经》有关系，张胜温画《梵像卷》“帝释梵天礼佛图”的粉本或许来源于宋朝画家武宗元。
总之，在南传、藏传高僧弘法以前，云南 （坝区） 已经梵呗不绝。正如前面指出的，要小心“以偏概全”。
金身阿嵯耶观音，云南省博物馆藏。摄影/蛮书经过前辈学者的研究，多数人都同意不见于中原内地的阿嵯耶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来自于东南亚；但对阿嵯耶观世音菩萨的崇拜，目前发现的和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典几乎没有来自东南亚或印度的直接证据，反而与中原内地基本相同，有这关系，作者附和李玉珉教授的观点 （普门品观世音） 。社会
《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是为纪念生活在唐太宗、高宗武后时期的王仁求 （630-674） 建立。王仁求所处的云南，社会即将引来又一次变革。
 《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摄影/蛮书
约在商周之际，云南各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直至汉武帝时期，各部落互相雄长，其中以石寨山文化最繁荣。汉元封二年 （前109） ，滇部落首领尝羌率众降汉，汉朝以滇池流域为中心设益州郡并封尝羌为滇王 （郡国并存） ；东汉永平十二年 （69） ，柳貌归附，汉朝旋即在澜沧江-怒江流域设永昌郡，至此今天云南大部分地区都设立了郡县。之后经蜀汉、晋、成汉、东晋、刘宋、萧梁、北周、隋、唐，因为古代道路交通、信息传递、后勤保障等条件有限，历朝对云南的管理更多是依靠当地部落首领。
直到和王仁求基本同时代的一个小部落首领细奴逻出现。细奴逻称得上“天选之子”，这“天”并非无形无相的上天，而是远在长安洛阳的唐朝圣人。由于青藏高原上强大势力崛起，唐朝选择相对亲唐的蒙舍部落作为其在洱海流域的代理人以牵制吐蕃。
 南诏全盛时期疆域图（唐贞明二年，即公元879年）。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唐朝扶持下，细奴逻及其子孙几代近八十年的战争终于成为洱海流域的王。开元二十六年 （738） ，玄宗皇帝认可了蒙舍部落首领皮逻阁。从这时起，“云南”不再是一县一郡的名字，成为一个区域的统称。文化
南诏治下，云南不复像过去那样是互不统属的部落；南诏军队从洱海或滇池向四方出兵比从关中河洛巴蜀迅速，南诏文化便是在武力保证下建构为一体。更重要的，不论南诏与长安的实际关系如何，南诏倾慕中原，仿唐律令确为事实，因此才有开头提到的南诏碑刻“阐三教，宾四门”之类。
中兴六年 （902） ，南诏灭亡。云南作为一个地理文化单元，已经固化。大长和国贞祐三年 （923） ，布燮 （宰相） 段义宗出使成都，留诗大圣慈寺，“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段义宗《思乡》一诗，深得唐诗之韵，同时说明当年就是以云南自居，尽管南诏已不复存在。
更往后的大理国 （938-1254） 君主，仍是继承了云南。《宋史·外国传》，政和五年 （1115） ，“南诏大理国慕义怀来，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政和七年 （1117） 二月，“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校检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梵像卷》利贞皇帝〔白票〕信画
南诏、云南等用词，未必出于宋人理解，更可能是大理国人自称。段智兴时期的画工在《梵像卷》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前绘昭穆有序的南诏诸王，以此表明正统。有意味的是，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在中原内地流传甚广，而且，所谓的正统观念本身也是中原文化的体现。
 《梵像卷》帝释梵天礼佛图
追根溯源，南诏在许多方面几乎照搬中原内地巴蜀。南诏的继承者，自然是以唐朝文化为根基。《唐会要》，延载元年 （694） “出绣袍以赐文武官三品以上。其袍文仍各有训诫……宰相饰以凤池”，不意在盛德五年 （1180） 绘成的《梵像卷》内，还能看到凤池的纹样。
同时要注意，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其主流文化或者说朝廷的意识形态确为中原式的，他们遗留的金石碑刻等文物如果稍有古文基础和现代并无隔阂。可是，城镇、山区明显有区别。
山区的中世纪文物很难保存，金石碑刻内最多留下“四夷八蛮叛逆……”这样的字句 （楚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 ，我们对南诏大理国的山区情况一无所知。 《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摄影：蛮书〕
新中国建立初期，曾在云南进行了广泛细致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溯至千年前，各族群之间的差异当然存在。在史料中能够看到南诏为消除族群差别做了一些努力 （从现代观念评判有些做法并不完全可取，大理国应该有类似做法，但没有明确的文献依据） ，元、明、清三朝也使用同样的手段，从上世纪中叶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来看，实际效果有限——“和而不同”，是对一千三百年最后结果的另外解释。大一统
回到最初“何以云南”，南诏大理国不仅构建了一个地理单元，更重要的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石塑造了一个文化单元，为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边疆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很好理解，地理单元容易被打破，文化的联结却很紧密。
展开云南地图，不难发现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元江 （红河） 、珠江等江河由西北至东南割开大山，两岸多深壑险滩，风景自然是壮丽的；地势条状分布，在使用冷兵器的古代可以做到固险自守。这是元末云南遥奉哈拉和林正朔坚持到明洪武十五年 （1382） ，明正统年间 （1436-1449） 艰难讨平麓川，南明 （1644-1662） 苟延至清康熙元年 （1662） 的部 分原因。
古人云：“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德”也能替换为文化概念，因此，北元、割据土司、南明的最后结局，按古人的说法“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实则是明清两朝云南百姓主动的选择。云南入明在洪武十 五年 （1382） ，现存云南古建筑中也没有顺治年号 （1644-1661） 。略知云南历史一定了解，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云南是最早通电独立的几个省之一。
高山大川的阻隔似乎在宣统三年忽然失效。这必须谈到法国人出资、设计而由中国劳工修成的滇越铁路。变革
滇越铁路的通车，层峦起伏的哀牢山，暗礁密布的元江，都不再是云南与外部交往的屏障。一方面，滇越铁路确实是殖民者攫取中国财富的工具；另一方面，新思想、新技术同样能借助近代交通迅速传播到云南腹地。 滇越铁路小龙潭站老站。摄影/渔夫
回望滇越铁路有很多角度，使得这条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云南段兴建） 的铁路承载超过路本身，几乎忘了它首先是条路。改革开放初，云南许多地方喊出了“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滇越铁路何尝不是。晚清民国时期，有一部分云南人因路致富；新中国建设时期，又因为昆河铁路 （原滇越铁路） 造就了昆明、开远、宜良等地的繁荣，更普惠至荒远山乡。滇越铁路深刻改变了云南。
细小如近代民居门窗的“西洋风”、滇东南地方木雕技艺的精工细作，很大程度上都与滇越铁路兴修有关。何以云南，滇越铁路是近代云南文化新的输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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