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地 | 2023-12-26 15:35 |
文博时空 作者 王琛我国有两千多年连续不断铸造、发行钱币的历史，钱币虽小，但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一部钱币史也是一部中国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种类繁多、形制多样、独具特色的货币文化。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货币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走进中国钱币博物馆的《中国货币通史陈列》展厅，几千年的时光彷佛都浓缩于此，在这里，上演着一场精彩纷呈的“中国钱币变形记”。 早在夏朝时期，人们已将海贝作为货币。我国先秦时期充当交换媒介的货贝，大多生长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水域。海贝既是装饰品，也具有宗教功能，受到人们的珍爱，常常被用作礼品。在金属铸币产生前，贝充当交换媒介。   除海贝外，还有各种仿制贝，如石贝、骨贝等。到了商朝，青铜冶炼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产生了青铜铸造的贝币。贝币是我国最早使用的货币种类，因此和钱财有关的汉字，多取“贝”字旁，如“货、财、贸、贱、贷、贫、账”等。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有许多赐贝、赏贝的记载。如西周时期青铜器亢鼎铭文记录了大保用贝向样亚购买大珠。     仿照铲子做的钱币 中国是农业大国，最初，“钱”并不是指货币，它的读音在那时为jiǎn，是一种农具，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铲子。而铜币又被称为“布”，是“镈”的假借词。镈的读音为 b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锄头。所以《诗经·周颂·臣工》上说：“命我众人：庤(zhì)乃钱镈，奄观铚(zhì)艾(yì)。”其意为告诉农夫们，让他们备好锄铲等农具，同看收割的情景。锄头从一种农具演变成货币的代名词，代表着我国古代农业经济所占的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就是由“钱”演变而来的。其形制演变经历了从空首到平首，厚重到轻薄，无文到有文，字少到字多的过程。币文内容主要为纪地（铸地）、纪重。秦汉时期的半两、三铢、五铢钱也一直沿袭钱文纪重的传统。   空首布因其首部中空而得名，形体较大，根据其形状可分为耸肩尖足、平肩弧足、斜肩弧足三种，铸行的时间从春秋后期持续至战国时期，主要出土于河南和山西、河北等地。耸肩尖足空首布特点是耸肩尖足，按其演变顺序可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等。一般认为主要是晋国的铸币，后来成为晋国赵氏的铸币。   平肩弧足空首布特点是首空、肩较平、足弧。按形制大小轻重可分为原始型、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等。其中原始型、特大型存世极罕。其上的文字有数目、干支、方位、地名等。一般认为应是中原地区周王畿及晋、郑、宋、卫等国的铸币。  斜肩弧足空首布特点是斜肩，面背均有两条斜线，銎长。有大小两种型制。其铸地和流通区域学界有不同认识，一般认为应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铸币。   周世宗毁佛造钱 周元通宝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的钱币，也是公认的五代钱币中做工较为精美的钱币。在那个诸侯割据的乱世，激烈混战使社会经济、文化受到极大影响。始铸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 955 年）的周元通宝，是仿唐“开元通宝”钱制而铸，铜质小平，隶书对读。“元”字第二笔左挑是它明显的特点。  年轻的周世宗也是位明君，他一心想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局面，让天下大治。当时大周国库空虚，铜材紧缺，为筹措资金发动对南唐和契丹的战争，也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显德二年周世宗决定下令毁佛，将佛像中的铜收集起来，仿照唐代“开元通宝”开铸“周元通宝”钱，这便是所谓的“毁佛钱”，当时遭到佛教徒和满朝大臣的反对。据史料记载，为铸钱币毁佛寺达 3336 所，僧尼还俗者六万余人。 世宗对铸钱非常重视，于后殿设巨炉数十座亲观鼓铸，所铸周元通宝不仅数量大，且铸工精湛，可与唐初开元通宝钱比美。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大多铸工不精，钱文也大都夷漫不清，但周元通宝钱文非常工整、端正，故在五代钱币中，周元通宝的钱文首屈一指，为五代钱币之冠。由于对铜材管控严格，不准私自买卖，后周时期的周元通宝几乎没有私铸，官铸钱整齐划一。 周元通宝背面是高浮雕图案“苍龙教子”，典故源自于《三字经》里的四句话，“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者，原名窦禹钧，五代后晋时人。他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但为富不仁。不知是否因为他做事缺德，到了 30 岁还没有子女。一天晚上做梦，他死去的父亲对他说：“你心术不好，恶名彰著，如不痛改前非，不仅一辈子没有儿子，也会短命。”从此，窦禹钧幡然悔悟，克已利人，广结善缘，还在家里办起了私塾，延请名师教课，免收学费。后其妻连生五子，燕山也官至谏议大夫，寿享八十有二。孔子曾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燕山身教、言传，培育五子先后成人成才，时人以苍龙喻窦燕山，五子称“窦氏五龙”，“五子登科”也由此而来。 龙乃动物之神，也是皇族象征，能兴云布雨，利益万物，润泽天下。图案中的大龙以谆谆教诲之姿，除体现望子成龙外的美好寓意外，亦表达儒家思想中的长幼尊卑之分，以作教义。  “美人赠我金错刀”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这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公元 78-139 年）流传于世的《四愁诗》中的诗句。作为张衡的代表作品，该诗运用反复咏叹和比兴手法，换词中带押韵，整齐中显变化，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其中“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这一名句，被后世广为传诵，而句中的金错刀，指的便是王莽时期铸造的钱币，面文为“一刀平五千”，其中“一刀”两字用错金制成，它是我们历史上唯一一种使用错金工艺的钱币。  王莽是西汉外戚，公元 9 年建立新朝，是两汉之间一个短暂的插曲。西汉末期，王莽依靠外戚身份获得了最高权力。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为了削弱汉朝旧势力，同时掠夺百姓财富，他希望按照《周礼》的模式进行“托古改制”，其铸造的货币都模仿东周的刀与布。王莽八年内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铸造的货币虽然精美，但因脱离现实，违背客观规律，最終难逃失败的命运。      改革虽然失败，但他铸行的这些钱币却成为中国古钱史上的精品。王莽也被誉为古代铸钱第一高手，而金错刀就是代表性钱币之一，它造型奇特，上半部圆形方孔，下半部似刀形态，整体如同一把钥匙，且文字古朴，铸工精美，在钱币界一直享有盛誉，备受广大泉友的喜爱。  从《四愁诗》的诗句中可见，金错刀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男女之间赠送的定情信物，是美好爱情的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收藏价值与文化艺术价值。其实除了这首《四愁诗》，还有一些涉及“金错刀”或以其为名的古典诗词，比如五代时期著名词人冯延巳的《金错刀》和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金错刀行》等作品，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视角了解更多的钱币文化。 唐朝的银两什么样？ 在众多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皇帝随随便便就赏赐别人很多的黄金和白银，抬出了一箱又一箱造型精美的元宝。其实这种造型的银元宝是美化过的，真正的银两并不是这样。 用金银作为货币在我国由来已久，银两在汉朝时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汉朝大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铤指的是金属材料尚未进行冶炼的坯料，大致为长条形，由于贵重金属自身就有比较高的价值，所以能够直接储藏和作为大宗贸易支付使用。 到了唐朝，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唐朝银铤。银铤这个称呼源自于它的造型，那时人们习惯将长且端直的东西叫“挺”，木质的就是“梃”，材质为竹子的就是“筳”，金属的便是“铤”。相信大家只听名字就能想到它的形状。唐朝的银铤除了长条的笏形以外，还有一种类似于船型的，束腰，两头翘起。当时的银铤通常是能够作为标准计数单位的，一铤的重量为五十两。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造型，一方面能够充分展示白银的延展性，另一方面也能防止铸造时被掺入其他金属。白银作为高价值的金属，很容易被居心不良的人盯上，为了防止造假，就需要让银两本身全方位的展现出来，于是就出现了船的形状。这种形状的底部比较平坦而且很薄，方便人们快速做出判断。白银的属性与众不同，纯白的颜色就是它最大的标志，而一旦混入别的杂质，例如铜、铅之类的贱金属合金元素，也能轻松判断出来，例如在纯银中加入2%的铜以后，银两的颜色就会明显变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银两两边，很容易看到翘得非常夸张的两翼。   据史料记载，唐朝银铤最流行的时间是唐朝的中晚期，其功能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官方使用，民间的大额支付和对外商贸也开始使用银两，唐朝时期我国对外贸易非常频繁，不仅仅有陆上丝绸之路，还有频繁的海上贸易，当时西亚地区普遍使用银币，这与当时的开元通宝难以互相兑换，因此使用银锭就成了最为便利的选择。  最长寿的货币：五铢钱 2015 年，考古人员在南昌海昏候墓中清理出 200 万枚、重达十吨的五铢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五铢钱源于西汉武帝，历经新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直至唐初才废止不用，前后流通了 739 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货币。一枚小小的五铢钱，为什么能够穿越八个朝代经久不衰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半两钱”，“秦半两”奠定了“圆形方孔”的古钱币造型。然而在经历短暂的统一后，秦朝却是二世而亡。汉朝沿袭了很多秦朝的制度，于是就有了汉袭秦制的说法，西汉初年，仍使用半两钱，并且允许民间和郡国自铸货币。但“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 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汉武帝“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各郡按照半两的形制，自铸五铢钱，史称“郡国五铢”。但各郡国官吏旧习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又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所有，令三官在上林苑铸造新的五铢钱，史称“上林三官五铢”。据历史资料，汉武帝在位期间共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    五铢钱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成本较低，同时它的重量适中，方便携带和储存。经过多次铸造和流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价格和信誉度，面值比较稳定，不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五铢钱成为了一种非常可靠的货币，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纵观古代货币史，五铢钱可以说是古代最成功的货币之一。唐朝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五铢钱退出流通，终成绝响，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华文明史上，至今仍占据一席之地。     “开元通宝”与唐朝盛世 开元通宝问世于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株四絫，积十钱重一两。”开元通宝四字直读隶书，而通字的“甬”头融合了篆书的特点，轮廓精细，文字精美。据说这几个字是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八分篆隶体，墨宝千古香”，字体平稳精密，端庄古朴，颇有法度。  所谓“开元”，就是“开辟新纪元”，而“通宝”则是“流通的宝物”，这意味着在唐朝，开元通宝就像秦半两、汉五铢一样，可以在一个崭新的王朝流通到全国各地。唐朝以前的古钱币主要是以重量为单位的“计量钱”，钱币没有“通宝”“元宝”这种概念，秦半两、五铢钱表面上指代的都是重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发，各方势力为了掠夺经济，铸造了很多“恶钱”，导致五铢钱在民间民心尽失，隋文帝以后也曾试图发行新五铢钱，统一货币，但没有什么效果。 开元通宝自问世以来，以轻重大小合适、成色稳定、与铜价颇等、铸造精良等优点，迅速排除前朝的一切杂钱，成为全国统一货币。唐朝建立初期，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实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百姓得以修生养息，迅速恢复经济，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币值稳定的开元通宝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气候，在位 44 年的唐玄宗开启“开元盛世”，唐朝达到极盛，城市商业兴旺，交通发达，很多城市都设邸店，为商人服务，并出现了原始的汇票“飞钱”（或称“便换”）和信用机构“柜坊”，当时商品交换活跃，钱币收支也很频繁。  钱币中的书法艺术 在我国古代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绵延数千年的钱币王国里，宋朝的钱币堪称“币中骄子”。熟悉钱币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宋朝的钱币颇为复杂，单是钱币的名称，种类繁多，呈系列化。因为每位皇帝登基都要铸新币，即使同一皇帝每改一次年号，也都要改铸新币，因此创历朝之最。其次是在流通领域选择了铜、铁钱并用，铜钱是宋代的主要流通货币，以小平钱为主，不仅铸造量大，而且曾铸造折二、折十大钱。由于铜钱供给的不足，也为了防止铜钱外流，先后划分了几个铁钱流通区，北宋时期主要有四川和陕西河东两个铁钱区，南宋时期除四川外又增加了两淮和荆湖北路两个铁钱流通区。       宋代钱币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钱文”文化。宋代“钱文”文体多种多样，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应有尽有，异彩纷呈。最为可人的是，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亲书钱文，开创了“御书钱”之先河，在这些通货中有一部分可以组拼成“对钱”，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宋代年号钱成为制度，一部宋代货币史也是一部宋代政治史。   对钱是北宋钱币的一大特色，是宋钱书法艺术的集中体现。对钱是指两枚钱币钱文内容、形制、材质相同，而钱文书写采用不同的书体，故称为“对钱”。从北宋最早的对钱“天圣元宝”算起，到南宋孝宗淳熙七年止，对钱盛行 160 年之久，足见民间对“对钱”的喜爱。这一独特的钱币文化现象，生动的反映了宋朝的文化氛围是多么的浓烈，一代名家苏轼、欧阳修、陆游等就是在这种文化气息中熏陶成长，成为不朽的大师。文人墨客繁荣了文化天地，文化天地又反过来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之处，两者相得益彰。    宋徽宗赵佶当皇帝是个庸君、昏君，以至于失地、丧国、亡命，但在艺术上是个大家，在国画、书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皇帝的身份，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因为皇帝的爱好，繁荣了艺术的创作；因为皇帝的资源，他有能力组织《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编辑。他创立的“瘦金体”，屈铁断金，铁划银钩，书法史上以此面貌出现的只他一人。赵佶在艺术上的嗜好也用在了泉货（古钱币）上。他亲自书写钱文铸造铜钱，他铸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的四个高峰之一。他当政的年号很多，有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等，铸币的版别、字体也多，有楷书、行书、篆书、隶书。他用瘦金体书写的“大观通宝”“崇宁通宝”，铸的精，字更美，是泉友们的爱物。这不但使钱币“百花园”里多了一株奇葩，更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书法“化石”。    清钱第一大珍，短命的钱币 清朝立国之后，按照一代君主一个年号的惯例，每次新君即位，就会铸造新的通宝钱，如古钱币市场上比较容易看到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其中，清朝有一种比较稀有的钱币，叫做“祺祥通宝”，被古泉界誉为清钱第一大珍。可是清朝立国三百年，并没有出过一位“祺祥皇帝”，为什么却有“祺祥通宝”这种铜钱呢？实际上，在这枚小小的钱币背后，曾有着一个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故事。 虽然清朝并没有出过一位“祺祥皇帝”，但“祺祥”这一个年号，在历史上曾经被短暂地使用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兵在八里桥大败于英法联军，导致北京失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中，咸丰又患上重病，不久就因病而亡，时年三十一岁。咸丰死后，只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即懿贵妃所诞下的皇子载淳。为了让载淳顺利继承大统，在他成年亲政以前，咸丰留下了八位顾命大臣进行辅弼。咸丰驾崩后，顾命八大臣便商量新帝登基后的改元之事，根据《宋史·乐志》当中，“不涸不童，诞降祺祥”这句话，定载淳的年号为“祺祥”。  确定年号之后，顾命八大臣便马上下令让工部和户部铸造新钱，包括“祺祥重宝”和“祺祥通宝”两种面值，分别为“当十”和“小平”，即十文钱和一文钱。但是，由于咸丰在临终顾命时，将弟弟恭亲王奕䜣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这导致后来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内外勾结，用计除掉了顾命八大臣，自己夺取了权柄，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之后，咸丰临终指定的顾命八大臣就成了叛逆，因此他们所选的年号“祺祥”也就不能继续用下去了。在众人的商量之下，决定废除“祺祥”年号，而改用“同治”，载淳登基成为了后来的同治皇帝。“祺祥”年号从开始使用到废除，仅仅经历了六十多天。而刚刚铸造的“祺祥重宝”和“祺祥通宝”也被清廷回收，印发改元后的新钱。因此带“祺祥”字样的铜钱传世极少，也非常珍贵。  原本按照清朝祖制，新帝必须在紫禁城的太和殿即位，即位后方能更定年号，印制新钱。而“祺祥通宝”发行之时，载淳身在承德避暑山庄，按理来说，“祺祥通宝”本来就不应该在那个时候铸造。但当时京师被英法联军占领，又传闻远在热河避难的皇帝病重，一时弄得人心惶惶。京城的奸商趁机与贪官勾结，滥发银票，造成北京物价飞涨，民众叫苦连天。顾命大臣等人因此急着赶制新钱，是为了尽快废除滥发的银票，以足两的“祺祥通宝”代替，以平抑物价。所以，当时才会在新帝未登基的情况下就发行新钱，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部分的“祺祥通宝”流传至今。 展览更多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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