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有个规矩，叫“不骛名闻利养”。我们愚钝，不通佛法，但大致知道这名闻利养，就是指名声远闻及财富利益之类的事情。
水浒传里，出家人不少，但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花和尚鲁智深了。
五台山上的智真长老，当年力排众议接受他出家为僧，理由是“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水浒传》第四回）。
而若干年后，智深大师在钱塘江畔，临去时写下的那一篇颇有慧根的颂子，验证了长老的见识。
但是，在出家的那一刻，鲁达作为一个人命官司在身、面临“是个该死的人，但得一处安身便了”（《水浒传》第四回）的处境，还远远没有那篇颂子中的境界。
我们且就“不骛名闻利养”这一端，从鲁达出家的缘由——“拳打镇关西”说起，来看看当时的他是怎样一个状态。
“拳打镇关西”，一直被认为是鲁提辖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行为。其实仔细剖析起来，很大程度上不是那么回事。
且看：路遇知己，情投意合，于是不免沽酒置菜、酣畅淋漓地交流一番，也许还会有拜把子结交的场景——话到此处不免有点穿越之感，眼前仿佛出现了涿 州范阳郡的那片桃园。
拉回场景。鲁提辖就遇上了这么一个非常让人愉快的桥段。
怎奈，出了点煞风景的事体——与两位朋友“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

于是不免“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所幸看来还没有摔坏，不然潘家酒楼这笔损失恐怕也得记在郑屠账上。
接着就听了金翠莲“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的哭诉——顺便说一句，这些都是单方面信息。从后来金家父女在赵员外面前的表现看，这些信息难免有一定水分。这里姑且不去计较。
问题在于，如果真的是见义勇为，那么在这个桥段，鲁提辖就应该双眉倒竖、虎目圆睁，“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立马抄家伙——水浒好汉的人设基本如此，比较典型的版本是武松听完施恩的话之后。
但是，没有。
鲁提辖又按部就班继续往下问了——关于父女的姓氏、下榻处，以及“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此时，提辖恐怕还真拿这“大官人”当个很有存在感的事情，心中估算着的“大官人”样子，如果用后文书的人物类比一下，即使不是柴大官人，也起码应该是西门大官人。
那么，鲁达在这里详细了解的目的何在呢？
要知道，鲁达“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在当地真的是个很有存在感的人物，但是也并没拥有类似“镇关西”这样充满意味的“号”——因此提辖很感兴趣，是谁有这般实力？眼皮底下出了这样的人物，自己竟然不知道？
及至金老汉介绍“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提辖怒了！
可以想象，如果郑大官人真的是个类似柴大官人、西门大官人的人物，恐怕鲁提辖不会有后来那么激烈的举动。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鲁提辖可能不会采取激烈举动，原因并不是畏惧——这和后文书林教头在高衙内面前的表现不同，否则后来的鲁智深就不会为林娘子出头仗义了。）
那么为什么不会激烈举动呢？道理很简单，不值得。

金家父女与自己素昧平生（这和后来鲁智深与林冲的关系存在很大不同），其“主诉”即使全部真实，郑屠所为也丝毫无损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完全没有必要采取激烈举动。
“路见不平一声吼”也是分层次的，这样的情形，充其量可以导致鲁提辖慷慨解囊（资助金家父女一把散碎银两），最极致的也就是在客店保护父女离去，而不至于引发“拔刀相助”——鲁达不是没有头脑的莽夫，而是个有些“大哥”气质的人物（二龙山为证）。
但是，自己这个“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的，却被一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抢了先机？“僭越”——这个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于是立马就要“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当然当时肯定没想到真的打死了）
回到我们开头的话，“不骛名闻利养”。郑屠的这个名号对于鲁提辖的“利养”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但“名闻”上似乎确实有了些许实质上的影响，于是也就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水浒好汉心中“那厮”的标准。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在“洒家特地要消遣你”之后，“郑大官人”与鲁提辖交手了。在这个过程中，鲁提辖清楚明白、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和怒火——“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
至于“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完全是作为一个连“附件”都算不上的“赘述”出现的。
经过“油酱铺”“彩帛铺”“全堂水陆的道场”三折场面之后，大结局出现了——“面皮渐渐的变了”。
这已经超出了鲁提辖的原始诉求和后果预料——要解决“僭越”为“镇关西”的问题，显然只需要通过“痛打这厮一顿”取消这个名号，而不是取消这个人。
只能说鲁提辖“气愤愤”的程度实在是不同寻常，过了一夜还是这么大，加之“大官人”抗击打能力实在欠缺。
不管怎么说，打死了人“须吃官司”，“不如及早撒开”。于是鲁达拔步便走，一路走去，成了五台山文殊院的鲁智深，成了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头，成了二龙山大寨主，成了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的花和尚。
但是，智真长老确是得道高僧，“上应天星，心地刚直”（《水浒传》第四回）的预见是高瞻远瞩的。

就在那一系列似乎不是很合规程的僧人生涯里，那一年还是“该死的人，但得一处安身便了”，而且被一些看似“正经”的出家人判断为“不似出家的模样，一双眼却恁凶险”“形容丑恶，貌相凶顽”的鲁提辖，不知不觉中真的成了“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水浒传》第四回）的智深大师。
当消灭了方腊，宋江他们都沉浸在“荫子封妻，光耀祖宗”的向往中，甚至为鲁智深设计了“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的美妙蓝图的时候，那个当年为了一个“镇关西”名号就暴跳如雷，出手打杀人命（虽然后果是意料之外）的鲁智深，此时只是平平淡淡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
不想当官？真想当和尚？那也不要紧。念念不忘“光显宗风”的宋大哥还是苦心孤诣，要为鲁智深争取一个“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的名分。这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名闻”了！
而此时，我们大彻大悟的智深大师，却只是“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
行文及此，不禁想起近世高僧、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大师“不当主持、不为他人剃度,不做依止师”的誓言。 施耐庵先生笔下的花和尚，从执着“名闻”的鲁达提辖，到挣断“金绳玉锁”的智深大师，同样展现了这样的精神风韵。
我们品读大师离去前那篇浅近而又深奥的颂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他生涯的一幕一幕——自然是从“拳打镇关西”开始，令人不免有感慨万千、一抒襟怀之感。
只是不知，六和寺法堂上“捉把禅椅，当中坐了，焚起一炉好香”的智深大师，“自叠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腾空”（《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当年鲁提辖在状元桥下肉铺前的一幕？会不会留给世人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