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狐 |
2017-04-19 09:06 |
《西游记》原著里有个场景，大家印象应该比较深刻。出自十二回。当时观音菩萨受了如来佛祖嘱托，来东土寻一善信之人，以做取经之用。而达帝都长安之后，观音巧施神通，唐太宗无端到地府游历一遭，还魂之后，对佛门法事深信不疑，即日召开水陆大会（具体《西游有料》有解）。会上，观音现身说法，太宗大为惊异，当即立下誓言，令有道高僧不远千里之遥，去西方求得真经。而此人，不用说，即是西行故事的主人翁唐僧（即陈玄奘，下同）。
于是，有了如下临行一幕。
“（太宗）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太宗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笑道，御弟呵，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三藏方悟捻土之意，复谢恩饮尽，辞谢出关而去。”
显然，这是一次极其富有人文情怀并正能量的政府形象工程。
【二】
这段神话故事的素材，历史上确也有迹可循。有意思的是，其间面目却大大不同。
至少，唐僧当时出行待遇，是极其尴尬的。
原来，太宗因李姓之故，偏爱道派法门，而对于佛派门人，却多有打压。唐贞观年初，玄奘法师（唐僧）曾向政府申请去西域求法取经，但屡次遭到拒绝（也就是不给“签证”）。除却太宗主观上对佛法的不支持外，当时帝国尚没有完全统一，大唐势力只能到达河西走廊一带，彼时，还常遭受西域势力的侵扰，又因玄武门事变事件影响，国内形势尚未明了。在这样前提下，朝廷对出入西域采取严格控制措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概就是“戒严”，“管制”出入境人员。
于是，这位颇为胆识的僧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独自一人潜出边境。恰恰此时，唐帝国发生了一件偶然事情。当时长安城（包括周边区域），遭受了较大规模的雹灾，收成大坏，饥民成群。城市粮食短缺，这绝对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彼时刚刚取得政权的太宗，为了疏解京城的压力，下令城中百姓（尤其是流动人口）可以出城自行解决生计问题。趁着这波流民大潮，唐僧混在中间，悄然地离开了帝都，开始了颠簸流离的西行之旅。
【三】
那么，当时唐僧为何甘冒风险，不远千里赴西域求取真经？难道，唐时佛法阻塞不通？
事实并非这样。
其实，大约在两汉之交，佛教就已经传入中国（甚至在更早时期）。作为外来的“和尚”，要念中国的“经”，断然是要花点功夫的。因此，在传入中国社会的初期，其选择了依附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譬如东汉时期，佛教有保留地依附了本土的神仙方术（因此，后来也就衍生出颇有争议“化胡为佛”论）。而在魏晋时期，佛教则依附于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潮。
也就是说，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采取了“整容”不“变性”的策略。甚至，还略微地“变性”。
及至南北朝时期，因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的状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力都得不到保障，普遍生成出世的念头，借助宗教以期精神上的安宁、慰藉和庇护。一直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持续处于较鼎盛状态（其间虽曾发生“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因此，虽然太宗个人意志上偏向打压佛教。但当时佛派的整体社会影响力，还是极其广泛。也存在相当规模的佛教徒以及寺庙。如《西游记》里描述，“（唐太宗）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着各处官员推选有道的高僧，上长安做会。那消个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选得大小明僧共计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
这个规模，还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
【四】
既然唐时不缺佛教，也不缺佛法。那么，唐僧“翻墙”取真经，又是意欲何为呢？这里的真经，又指什么？
原来，唐僧这人，是个悟性极高的僧人（绝不像《西游记》原著所述，乌巢禅师传了一部《（多）心经》，此君一路研读十数载，仍然参不透个中道理），通读了当时中国佛门各家著述，也向社会上诸多知名法师问学。但求学解惑其间，“大V”们给出的答案，却是五花八门。唐僧越问头绪越乱，故萌生了一个想法，或是中国僧侣们在佛典翻译和传承上，存在诸多歧义谬误，致使佛教真义暗而不明。因此，唐僧决定亲自西去佛家发源地（即古印度）一探究竟，求学取经。也就是，唐僧旨在寻求“源代码”，即真经。
诚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这就是历史上唐僧取经的动机。
【五】
有意思的是，唐僧的取经行为，在当时的唐帝国，是不受官方鼓励的，甚至是非法的。但狼狈出国境后，待遇却戏剧性地陡然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西游记》里太宗执唐僧之手，含情脉脉地称呼“御弟”，并唱响十八里相送的腔调，也非完全的空穴来风。
原来，当唐僧开始漫长而艰辛的“跨国”之旅，到达了一地。时称高昌国（今中国吐鲁番地区）。
这高昌地域，相传本是车师人（属印欧人种）故国，汉时因其地理之要，设校尉屯戍于此。至汉代始，汉人因为丝路需求，或其他原因（比如避祸战乱），开始大规模进驻该地。但高昌地域，在唐之前较长时期里，应该还是享有高度自治权。故称高昌国。
据文献记载，高昌自古颇流行佛教。从国王到百姓笃信佛教，曾有“全城人口三万，僧侣三千”的记载，可见高昌国的佛教香火之盛。
相传，唐僧西游时，高昌国国王麴文泰闻说此事，率全城官民夹道欢迎。
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有记载记载，“（二人）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
此处“约为兄弟”，应该就是小说中太宗与唐僧结拜为兄弟的艺术原本。
而这“还日请住三年”，却是一个妥协的结果。麴文泰起初的意愿，是办一个永久的人才引进名额，请唐僧永住此国。但这对于一心向西的唐僧，断然也不肯同意的。甚至，以绝食表心志。于是就有了折中的结果。
但对于唐僧的起居，就极其用心了。居国其间，赠送法服、黄金、绫绢等物。临行之际，更派遣二十五人、马三十匹，为之送行。不仅如此，还写信给沿途的龟兹等二十四国，恳请护卫玄奘法师。也就是说，从高昌国起，至天竺国终，西行基本是一路绿灯的。出发那一天，国王与僧侣、大臣、百姓，都出城相送，至城关之外，又送几十里，方才含泪拜辞回去。
让人百感交集的是，就是这个一心向佛的高昌国，因站队问题（倒向西域诸国），又地处的尴尬位置（处于李唐西部战略的路线上），终为大唐帝国所歼。
而帝国兵戈起念的这一年，正是贞观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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