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一个现象感到困惑：老一辈人看待今天的生活，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老一辈人常用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等形容词，来描述这些年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巨大变化，而我们这一代更习惯用日新月异这样的词汇。我所指的老一辈人，大多是出生在70年代之前的人，而我们这一代则大多数是80后、90后。后来，我翻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无论是工业状况、商业、科技等各个领域，与今天相比，差距确实极大。我这时才明白，老一辈人对这几十年变化的感受与我们不同，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性的变革。而我们与他们的认知差异，恰恰在于他们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初期，经历了我们没有亲身感受过的一些关键事件，包括当时一个神秘机构的成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历史性全会召开之前，国家领导人先举行了为期35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也成为了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件。此次全会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它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其次，它正式启动了改革开放，首先从农业改革入手。在全会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缓慢且落后的，尤其体现在工业技术水平上。中国的工业技术分为三个领域：民用领域、军事领域和战略储备领域。民用领域的技术大致相当于苏联60年代初期，军事领域相当于苏联70年代初期（这也得益于核武器的成功研发），而战略储备领域则接近美国50年代的水平（仅在两弹一星领域取得一些突破，航空航天发展刚起步，高端制造、化学、生物、材料等领域落后较多）。总的来说，如果和美国的科技水平对比，中国的领先领域也只处于60年代的技术水平，而技术落后的领域更不言而喻。更何况我们的工业体系与苏联高度关联，技术标准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而苏联科技发展已经开始下滑，这意味着若想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必须向西方国家靠拢，甚至可能需要推倒重来。
1979年1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约一个月，小平同志应美国总统的邀请，展开了为期九天的访美之旅。这次访问为中美之间在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接触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铺平了道路。当时，国际局势主要是美苏争霸，虽然苏联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依然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独立发展的倾向，在苏联眼中看起来就像是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也可能是导致越南大举侵犯中国边界，并引发中越自卫反击战的重要原因。到了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社会局势终于稳定下来，不再直接面临战争威胁，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也促使中国迅速进入经济发展的轨道。1980年，全国科技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对科技领域的思想重新统一，并让科技发展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虽然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是好事，但效果却往往是慢慢显现的。并不是说科技协作的恢复就能立刻对生产力产生提升。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创新机制相对滞后，因为当时仍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是主流，大锅饭文化盛行，这使得创新效率较低，缺乏自主创新的氛围；其次，受教育群体规模较小，知识结构滞后，科技行业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要么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要么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一批大学生，老一辈的知识与国外前沿技术脱节，新一代则学习的还是相对过时的技术，且受教育的规模非常有限。因此，中国的科技创新力量在短时间内难以满足工业建设对技术的需求。时间紧迫，为了尽早在技术装备上实现突破，1983年7月，在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林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又叫110号文件），并成立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设立了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简称重装办）。重装办组织了包括机械、电力、冶金、石化、铁道、交通、水利、纺织等26个部门，攻关关键设备，拉开了跨部门合作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序幕。
在起初，国产化的道路并不平坦。因为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差距极大，不仅技术标准体系不同，理论知识体系也相对落后，甚至在采矿、冶金、基础加工等关键行业都存在巨大差距。与西方国家技术接触的初期，这种差距对中国工业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一度出现了对国产化的悲观情绪。曾有声音提出国际大协作，主张与国际同行全面合作，并且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90年代甚至今天。面对这种局面，社会上曾有广泛讨论：是买一个现代化还是干一个现代化？即全盘引进还是自主国产化的争论，直到1985年左右才达到高峰。
当时，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采取以下几条路径：第一，可以通过进口外国机器和高科技产品，这虽然简单，但不够稳定；第二，可以走国产化道路，这虽然艰难，但有可能实现；第三，可以进行技术改造，这更困难；最后，也可以通过完全依靠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但这种方法几乎不现实。最终，国产化道路成为工业界的共识，为了推动国产化进程，中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策略。在这一思路下，中国与西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签订了一大批设备合同，并通过技术引进的同时，学习并消化引进技术。这一过程中，虽然各国特别是日本在技术转让上屡屡设置障碍，中国付出了许多代价。
日本二战后走的是引进吸收的路线，凭借较早建立的科研制度和工业体系，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工业强国，特别在大型冶金、火电、核电等领域技术领先。中国与日本在1980年代初期展开了大量技术引进，特别是冶金等设备。可是，日本却利用中国对成套设备相关技术的知识欠缺，合同中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附加条件，且在技术转让上设置重重障碍。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极为紧张，而且需要用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来换取外汇，所以这一过程耗费了大量资源和时间。
重装办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业体系的战略调整，并推动了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的举国体制。重装办整合了全国各大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力量，针对重大技术装备进行技术攻关，不仅完成了120多项重大研究项目，还为国家的200多个重大工程提供了成套设备，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通过这项工作，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就迅速弥补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推动了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