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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宁娶从良妓,不要过墙妻”,什么是“过墙妻”?为什么不能娶? [7P]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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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听着挺让人跌眼镜的:“宁娶风尘女,不娶二婚妻。”

这话从哪儿来,为啥流传那么广,里头到底藏着啥说道,这可得掰开了揉碎了讲讲。

您瞧着吧,这事儿不简单,背后是一连串古人的心思和活法儿,特别是对女人,那讲究可太多了。

烟花之地里的无奈与光彩

您一听“青楼女子”,可能立马想到那些小说戏文里头,你侬我侬、风花雪月的场景。

可实际上,历史上的青楼,那可不是只有莺歌燕舞那么简单。

拿唐朝宋朝来说,那时候的青楼女子,身份多了去了,有官家管着的“官妓”,有私人开的“私妓”,还有在市面上讨生活的“市妓”,甚至连宫里头都有“宫妓”。

这些女人,绝大多数都是被生活逼得没办法,身不由己地进了这个行当。



就拿唐朝那个写诗写得好的薛涛来说吧。

她出身好,长安城里书香门第的闺秀,八岁就能作诗,聪明得不得了。

可她父亲一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十六岁的她,一下子就掉进了乐籍,成了官家管着的歌妓。

这事儿听着就让人心酸,可薛涛没被这命运给压垮。

她靠着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还有写诗的本事,跟当时的文化大家,像元稹、白居易、杜牧他们,都能唱和诗文,人家都挺瞧得起她。

她还弄出来一种特别漂亮的彩色信纸,叫“薛涛笺”,当时可流行了,文人雅士都爱用。

您想想,在那个规矩森严的年代,一个被归到“贱民”里头的女子,能混出这样的名堂,那真是不多见。

再说说宋朝的琴操,也是个让人感慨的人物。



她原来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从小读书写字,受的教育好得很。

结果呢,家里突然出了事,十三岁的琴操就被连累,发配到杭州的歌唱院,成了歌妓。

到了十六岁,她随口一首《满庭芳》,就把在座的人都给惊着了,连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都忍不住要跟她聊聊天,把她当成自己的知己。

这些在青楼里头的女子,虽然身陷泥沼,可她们心里头,都藏着对自由、对尊严的盼头。

很多人,骨子里都希望有一天能摆脱这个身份,做个正经人家的姑娘。

您看看民国那些报纸,甚至有青楼女子直接登广告,就为了找个人帮她脱离苦海。

她们想的,真不是什么荣华富贵、纸醉金迷,而是想回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越轨女子”:突破底线的严重性



跟那些青楼女子被逼无奈不同,古人嘴里那个“过墙妻”,说白了,就是背叛了婚姻的女子。

在古代男权社会,女人的地位本来就低,结婚这事儿,也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一旦嫁了人,那可就得“从一而终”,得守妇道,好好相夫教子。

可总有些女子,明明是家里的正妻,家里也挺安稳的,却偏偏不老实,偷偷跟别的男人来往。

这种事儿,在古代社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古人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更看重“从一而终”的妇德。

一个女人要是背叛了丈夫,那可就触碰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影响可就大了,不光是她自己个人的事。

这“过墙妻”的行为,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更会牵连到两个家族的名声。



在古代,家族面子看得比天还大,女人出轨,那是天大的丑事,不光会让自己的娘家丢脸,甚至连男方家族几代人都抬不起头来。

这种影响太深远了,所以古人觉得,“过墙妻”比“从良妓”更让人无法接受。

等级分明与道德观念的冲突

古代社会,等级制度那是相当森严,“士农工商”各就各位,谁也别想轻易越线。

妓女这种身份,被划到“贱民”里头,社会地位甚至比种地的农民还低。

朝廷对她们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不能随便出门,不能穿得太漂亮,住的地方也有限制,官妓还得按时去报到,要是私自逃跑,那惩罚可严厉了。

不过,您说也奇怪,她们社会地位那么低,可有些有才华的青楼女子,却能跟那些大文人平起平坐,一块儿喝酒写诗,成为精神上的伴侣。

她们不光是会唱歌跳舞,更是才情和智慧的象征。



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反映出古代社会价值观的复杂性。

一方面,严苛的等级制度把她们压在社会最底层;另一方面,文化艺术的需求又给了她们展现才华的机会。

那些原来出身官宦世家,后来沦落风尘的女子,她们的文化修养往往比普通人家的小姐强得多,自然也就更容易得到文人的青睐。

品德与选择: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

古人选媳妇儿,虽然也看门第,可他们更看重的,还是一个人的品德。

一个人的出身是没办法选的,可她的品德怎么样,那就能看出她骨子里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那些“从良妓”,虽然出身不好,可大多数都是被逼无奈才入行的,她们心里头一直都向往着美好的生活,想重新做人。

她们在困境里挣扎求生,努力攒钱赎身,这种向善的劲头和对人性的坚守,真的挺让人感动的。



她们是命运的受害者,渴望得到救赎的心情,让她们的品德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珍贵。

反过来再看那些“过墙妻”,她们本来身份正当,家庭也挺安稳的,可偏偏主动选择了背叛。

这种背叛,不是生活所迫,而是心里的贪婪和不知足。

在古代社会,把“忠孝节义”看得比啥都重,妻子不忠,那就是彻底背叛了“节义”,这种道德上的污点,可比社会地位低下更让人无法接受。

所以,这句“宁娶风尘女,不娶二婚妻”的老话,实际上是古人对品德和选择的一种深刻看法。

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出身再不好,可要是能心存善念,积极向上,她的人格光芒依然能被大家认可;而那些条件优越,却主动违背道德规矩的人,就算身份再高贵,最后也得被大家瞧不起。

尾声

您瞧这老话,初听有点刺耳,可细想起来,它揭示了一个永恒的道理:人品这东西,比你的出身可重要得多。



这话不光是古代社会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更是一种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价值观。

在咱们现在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里,可能不再有古代那么多的道德束缚,可对人性的善恶,对自己的选择负不负责任,还有对品德的坚持,这些依然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

这句老话提醒我们,不管走到哪一步,心里的选择和对良心的坚守,那才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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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墙妻”这一概念的历史起源,主要植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隐喻与社会伦理体系,其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解析:

一、文学意象的诞生:红杏出墙的隐喻(宋代)
诗歌典故的源头
“过墙妻”的核心意象直接源于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名句“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原诗以红杏探出墙外描绘春日生机,但至迟在明清时期,这一意象被引申为对已婚女性逾越礼教、背叛婚姻的讽刺。

例如,明代话本小说常以“红杏出墙”暗指私通,如《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形象强化了这一隐喻的负面含义。
俗语化的定型
明清时期,随着市井文学的繁荣,“宁娶从良妓,不娶过墙妻”等俗语广泛流传,将“过墙妻”与青楼从良女子对比,凸显社会对婚内不忠的极端排斥。

二、社会伦理的强化:礼教与律法的双重约束
儒家伦理的规范
程朱理学强调“夫为妻纲”,女性需恪守“贞洁”与“三从四德”。婚姻被视为家族联姻与社会秩序的基石,妻子出轨不仅破坏家庭,更被视作对伦理纲常的挑战。

律法制度的惩戒

“七出之条”:古代休妻准则中,“淫佚”(不守妇道)位列首要,丈夫可凭此单方面解除婚姻。
刑事处罚:如《大明律》规定,女性通奸可判杖刑,若致夫死亡则处极刑。潘金莲毒杀武大郎的故事即反映了此类行为的道德与法律后果。
三、文化符号的固化:文学与民间叙事的推波助澜
经典文学案例的传播

潘金莲(《水浒传》《金瓶梅》):成为“过墙妻”的符号化人物,其与西门庆的私通及谋害亲夫的行为,被用作警示后世的反面教材。
唐代传奇与笔记小说:如《绿窗新话》中私通故事,强化了“越轨女性”的污名化叙事。
俗谚的训诫功能
民间通过“宁娶从良女,不娶过墙妻”等谚语,将道德训诫融入日常生活。其核心逻辑在于:

从良妓女多因生计所迫,且赎身后常怀感恩之心;
“过墙妻”则被认定本性难移,对家庭危害更大。
总结:从自然意象到道德枷锁
“过墙妻”的起源本质是文学意象的异化与社会规训的产物:

宋代:叶绍翁的诗句提供原始隐喻;
明清:理学兴盛与小说传播将其固化为道德批判符号;
民间:俗语与律法共同构建对女性忠贞的极端要求。
这一概念深刻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而现代对其的重新审视,亦是对历史性别伦理的反思


“宁娶从良妓,不要过墙妻”是中国古代关于婚姻选择的俗语,其核心是对两类女性的道德评判。以下分点解析:

一、什么是“过墙妻”?
“过墙妻”指已婚却背叛丈夫、与他人私通的女子。

“过墙”的隐喻:源自“红杏出墙”,比喻妻子跨越婚姻的道德围墙,主动违背忠诚。
行为本质:属于主观意愿的背叛,而非被迫。古代社会将这种行为视为对家庭伦理的彻底践踏。

二、为何“不能娶”?
1. 道德与信任的彻底崩塌
主动背叛 vs. 被迫从妓:
“从良妓”多因贫寒、被卖等无奈原因沦落风尘,本质是生存所迫;
“过墙妻”则是主动选择出轨,属于主观恶意。
信任无法重建:古人认为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婚姻的忠诚基石一旦破裂便无法修复。

2. 家族声誉的毁灭性打击
社会性耻辱:妻子出轨会令夫家、娘家共同蒙羞,家族几代人难以抬头。
法律与伦理的双重罪责:古代通奸属重罪(如“七出之罪”),可能牵连家族地位。

3. 实际风险:危及人身与家庭稳定
谋害丈夫的隐患:部分案例中(如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过墙妻为掩盖奸情或谋财可能杀害丈夫。
家庭瓦解:背叛直接破坏夫妻关系、子女成长环境及财产稳定。

4. 与“从良妓”的对比强化排斥
从良妓的“可塑性”:她们脱离风尘后常怀感恩,更愿珍惜平凡生活;
过墙妻的“不可控性”:主动越界行为暴露其道德薄弱,难以约束。

三、俗语背后的时代局限
此观念根植于封建伦理与性别不平等:

片面苛责女性:男性纳妾嫖妓被默许,女性出轨却被视为不可饶恕;
忽视女性困境:部分“过墙妻”实因家暴、冷落而逃离,却被一概污名化。
现代视角下,婚姻应基于平等、沟通与责任,而非单方面道德绑架。

“过墙妻”因主观背叛、家族连坐风险及人身威胁被古人极端排斥。这一观念虽含封建糟粕,却也警示:婚姻的底线仍是忠诚与责任,任何时代皆然。

古代婚姻注重家族利益与礼法约束,现代婚姻强调个人情感与平等自由。
🏛️ 背景:婚姻制度的底层逻辑不同
古代婚姻是宗法工具,核心目标是家族联姻、传宗接代,个人意愿几乎被完全忽视;现代婚姻则以法律保障为基础,注重双方情感契合与权利平等。

📊 古代与现代婚姻观念对比表
维度    古代    现代    关键差异
婚姻主导权    父母/家族决定    个人自由选择    从“包办”到“自主”
女性地位    依附男性,无继承权    经济独立,平等决策    从“三从四德”到性别平等
婚姻目的    传宗接代、巩固家族利益    追求情感陪伴与共同成长    从“功能性”到“情感性”
离婚自由度    男方单方面休妻(七出三不去)    协议离婚、冷静期制度    从“父权垄断”到“双向权利”
📈 核心差异解析
婚姻主导权

古代:父母之命、门当户对是铁律,女性甚至需通过“六礼”完成程序。
现代:自由恋爱为主,但部分家庭仍存在“隐形包办”(如催婚压力)。
女性角色与权益

古代:女性婚后需“孝顺公婆”,无财产权,甚至被要求守寡。
现代:女性经济独立,婚姻中可共同决策,离婚后财产分配受法律保护。
婚姻稳定性

古代:早婚普遍(15-17岁),离婚需男方“七出”理由,女性几乎无主动权。
现代:初婚年龄推迟(如常州平均28.46岁),离婚率上升但冷静期制度抑制冲动离婚

观念变迁背后的社会推力
从“家族联盟”到“个人幸福”,婚姻观念的转变与法律完善、教育普及、女性解放直接相关9。但现代婚姻也面临新挑战:如经济压力导致的晚婚、离婚后责任分配纠纷等。

💡 延伸问题:如果想了解古代“七出三不去”如何影响女性命运

从良妓(指脱离风尘行业转向正常生活的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在中国历史中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差异,其处境受时代观念、经济环境及政策影响深刻:

🏛️ 一、唐宋时期:相对宽容与文化认可
才艺与文人交往提升地位
唐宋官妓、市妓中部分人因精通诗词歌舞,与文人士大夫建立平等的精神交流,甚至成为文化偶像。如薛涛、李师师等名妓,其才华受到社会尊重,从良后可通过嫁入士族或维持独立身份获得认可。
社会观念相对开放
俗语“宁娶从良妓,不要过墙妻”已反映当时对从良妓的一定接纳度,认为其被迫从业的经历不影响品德,而婚姻忠诚更被看重。

二、明清时期:礼教压制与地位骤降
贞洁观念强化
程朱理学兴起后,女性“从一而终”成为道德铁律。明初将罪臣家属编入贱籍,世代为娼的政策,固化妓女的“污名化”标签。从良妓常被视为“不洁”,难被主流社会接纳。
法律与民俗的双重歧视
明宣宗发起中国首次大规模扫黄,娼妓遭杖毙或流放;清代更以“贞节牌坊”鼓励守节,从良妓多面临舆论谴责,仅能隐居或嫁为妾室。

💥 三、民国时期:矛盾加剧与阶层分化
名妓的有限上升渠道
部分才貌出众者如董小宛、赛金花,通过从良嫁入富商或名流(如柳如是嫁钱谦益),但多作为侧室,且需依附夫家地位。
底层妓女的艰难生存
战争与经济崩溃导致娼妓数量激增。多数从良妓因无技能,被迫转入低端行业(如女工),或成为鸨母延续剥削链。社会对她们的歧视深入职场与社区,如工厂女工排斥“有污点”者。

🔄 四、新中国成立后:政策改造与身份重塑
强制性制度变革
1949年后全面取缔妓院,通过收容所对妓女进行劳动改造和技能培训,赋予其工人身份。此举从制度上消除妓业,但社会偏见仍需时间消解。
遗留的隐性歧视
尽管获得新身份,部分从良妓在婚恋、就业中仍遭遇“历史污名”压力。影视作品(如《姐姐妹妹站起来》)及口述史显示,她们需长期隐藏过往以求融入。

💎 五、地位变化的深层动因
经济依附性:妓业本质是女性贫困下的生存选择。从良后的地位提升,常取决于能否获得经济独立(如梁红玉助夫抗金)。
文化话语权:妓女在音乐、文学传承中的作用被长期忽视,其艺术贡献直至现代才被重新评估。
政策与战争影响:战时日军“慰安妇”制度、美国占领期日本RAA协会的设立,凸显妓女成为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从良后更难摆脱创伤。

💎 总结
从良妓的社会地位变迁是一条从“有限包容”到“污名固化”,再到“强制改造”的曲线。其核心矛盾在于:社会既需她们承担经济/文化功能,又因道德枷锁拒绝给予平等尊严。现代虽实现制度性解放,但彻底消除历史偏见仍需对女性生存权与职业选择的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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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昨天 23:24
“宁娶风尘女,不娶二婚妻”:古俗背后的深层解读

您提到的这句俗语“宁娶风尘女,不娶二婚妻”,在古代社会流传甚广,看似颠覆常理,实则蕴含着古人对婚姻、道德及人性的复杂认知。结合您提供的丰富背景和历史案例,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这句俗语的由来、内涵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

一、俗语的准确表述与核心概念澄清

首先需要指出,您提到的“二婚妻”可能与传统俗语中的“过墙妻”有所混淆。更精准的传统说法是“宁娶从良妓,不娶过墙妻”。这里的“从良妓”即指脱离风尘、改过自新的青楼女子;而“过墙妻”则特指婚姻中背叛丈夫、有出轨行为的女子(源自“红杏出墙”的典故)。这一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俗语的指向。

二、“从良妓”的无奈与可贵:被迫与重生

1. 风尘女子的普遍处境:多为生活所迫
正如您所述,古代青楼女子的堕落往往并非出于自愿。许多女子因家境贫寒、战乱流离或被拐卖而沦落风尘。例如唐代女诗人薛涛,本是官宦之女,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16岁便被迫入乐籍为官妓。她的诗作“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出自其童年对父诗),恰是她此后迎来送往、身不由己命运的谶语。

2. 从良后的珍惜与忠诚
从良妓往往对平凡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和珍惜。她们在青楼中历经磨难,深知稳定家庭的可贵。一旦获得新生,通常会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度和责任感。正如资料[5]所述:“从良后的女子,往往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平凡生活。她们的忠诚与坚韧,正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珍惜。”这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心态,使得她们在婚姻中更易被视为可靠的伴侣。

3. 才艺与人格魅力的加分项
古代许多青楼女子并非仅靠色相生存,而是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才能。如薛涛能与元稹、白居易等文人唱和,并发明“薛涛笺”;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李香君等皆是才情出众、品格高尚的典范。这种才艺和见识,使其在文人雅士眼中具有独特的吸引力,甚至超越了普通“生妻”的价值。

三、“过墙妻”的禁忌:主动背叛与道德崩塌

1. “过墙”的本质:对婚姻契约的主动背弃
“过墙妻”指的是婚姻中主动出轨、破坏家庭伦理的女子。“红杏出墙”一词源自宋代叶绍翁诗句“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后演变为对妻子不忠的隐喻。在古代社会,“婚姻”被视为神圣契约,“贞洁”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之一。过墙妻的行为被视为对这一契约的公然践踏,其危害远大于被动沦落风尘。

2. 古代社会对“过墙”的零容忍态度
资料[2]明确指出:“古人之所以觉得过墙妻不能被接受……首先是红杏出墙的女子难以被接受,婚姻中最重要的就是忠诚……其次是避免日后有麻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男权社会,“七出之罪”中“淫”(不贞)是重要条款。过墙妻的行为不仅损害个人声誉,更会给夫家带来耻辱,甚至威胁家族稳定。这种对道德底线的突破,使得古人对其避之不及。

3. 与“遗下人”的对比:道德瑕疵的不同权重
类似的观点还有“宁娶二度花,不娶遗下人”。这里的“遗下人”指被夫家休弃的女子,古人认为其被休多因自身品德问题(如“七出”中的不顺父母、无子、妒忌等)。而“二度花”(寡妇)虽经历丧夫之痛,但其贞洁未受质疑。相比之下,“过墙妻”的主动背叛比被动被休或丧夫带来的道德风险更高,因此更不受待见。

四、俗语背后的社会心理与价值观

1. 对“本性”的判断:被迫 vs. 自愿
古人认为,“从良妓”的堕落多为外部环境所致(如贫困、战乱),其本性未必邪恶;而“过墙妻”的行为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反映其内在道德缺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观念使得人们对主动犯错者更为警惕。资料[7]提到:“过墙妻则代表着妻子自己选择出轨,这种背叛显然是自愿的,属于主观上的选择……在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尤为严苛,对家庭和婚姻的忠诚度几乎没有容忍度。”

2. 实用主义的婚姻观:风险规避
在古代婚姻中,男性更注重妻子能否带来家庭和谐与稳定。“从良妓”若真心悔改,其忠诚度和感恩心理可能更高;而“过墙妻”的行为模式暗示其可能再次背叛,给家庭带来持续风险。资料[4]指出:“宁愿娶开过光、人品没问题的‘二度花’,也不娶道德潜在有问题还名誉扫地的‘遗下人’”,这种思路同样适用于对“过墙妻”的排斥——选择风险更低的伴侣是理性选择。

3. 对才华与人格的认可超越身份偏见
尽管青楼女子社会地位低下,但其才艺和人格魅力常能赢得尊重。薛涛与元稹的爱情、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知己之情,均表明文人阶层对有才华风尘女子的认可。这种认可打破了单纯的阶级偏见,将个人品德和能力置于身份之上。

五、历史案例佐证:薛涛与秦淮八艳的启示

- 薛涛:从官妓到女校书,她的才情和独立人格使其超越了身份局限。她与元稹的爱情虽无果而终,但其诗作和人格魅力千古流传。她的经历证明,“从良妓”完全可能成为贤德之人。
- 秦淮八艳:柳如是、李香君等虽出身风尘,却以民族气节和高尚品格著称。柳如是为了国家大义拒绝清廷拉拢;李香君血溅桃花扇以示坚贞。这些例子进一步印证了“人品重于出身”的观念。

六、现代视角下的反思:俗语的当代意义

这句俗语在现代社会虽已失去其原始语境,但仍具启发意义:

1. 重视人品与选择:无论出身如何,一个人的选择和品德始终是最核心的价值判断标准。
2. 反对标签化:不应简单以过往经历评判一个人,而应关注其当下的态度和行为。
3. 婚姻中的忠诚与责任:“过墙妻”所代表的背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对婚姻关系的巨大伤害,忠诚仍是维系感情的基础。

结语

“宁娶从良妓,不娶过墙妻”这句俗语,并非鼓励包庇风尘女子或歧视出轨女性,而是古代社会在特定伦理框架下形成的婚姻选择智慧。它反映了古人对“被迫堕落”与“主动背叛”的不同认知,对忠诚与责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个人品德超越身份局限的认可。透过这句俗语,我们能看到古代社会复杂的道德观念、性别关系及人性洞察。在今天看来,其核心启示仍在于:评价一个人应看其本质与选择,而非单一的身份标签。正如您总结的那样,“人品这东西,比你的出身可重要得多”,这正是这句古老俗语留给我们的永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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