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封爵制度有一条非常特殊的原则，即“优之以爵禄而不责以事权”，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普通的宗室成员，同样适用于皇帝的亲生儿子和同胞兄弟。这一点与唐代的封爵制度有着显著的不同。
回顾唐代之前的封爵制度，皇子大多都会被直接封为王，几乎没有例外。而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南宋史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中的记载，“皇子初除防御使”成为了普遍的做法。太宗之后，皇子们的封号逐渐有了不同：或封王、或封国公，甚至有的封为郡王、郡公。神宗时期，皇子的封号更为讲究，初始皆为节度使，封国公，经过一段时间的升迁，才开始封王，并兼任两镇，最终甚至加授平章事和司空等重要职务。正如元代历史学者马端临所指出，尽管皇子最终必定封王，但其升迁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并非立即封王。
南宋学者陈傅良对此变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并且特别强调，艺祖追溯古制，不仅仅是封王礼制，还体现了其独具的深远政治眼光。他认为，宋代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平衡了皇权与宗室之间的关系，确保了皇室的稳固。
然而，防御使只是一个高于团练使、低于观察使的环卫官职，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职权。对于这个职位的细节，《宋史》卷169《职官志九·爵》中也有专门的记载，宋代的封爵制度共分为12个等级。根据北宋学者刘随的观点，亲王的儿子不能再封为郡王，而一旦亲王去世，其子孙将不再继承王位。这种制度与唐代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唐代的亲王子孙可以继续继承王位，而宋代则不允许继承父亲的爵位。
元代史家马端临对比唐宋制度时指出，唐代的亲王封爵通常是代代相传的，王爵并非暂时性的，而是一个世袭的荣誉。而宋代则不再沿用这一传统，皇子的王位只是暂时性和个别性的，且其子孙不再自动继承父辈的爵位。马端临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
宋代的封爵制度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与唐末五代时期的动荡局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学者司马光曾指出，自唐末以来，王公以下的爵位几乎不再承袭。虽然宋代的统治者尝试恢复古代礼法，但他们所推行的制度已经和“古礼”相去甚远。
北宋仁宗在1044年曾下诏，首次封了十位王侯，包括宋太祖的弟弟赵廷美、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及赵德芳等人。即便如此，宋代的封爵制度仍然存在诸多局限。直到1068年，宋神宗才在熙宁元年下诏要求“王太祖之后，世世勿绝”，但这种设立嗣王的做法，依然仅仅局限于特定情况，而非普遍实施。
到了元丰年间，嗣王这一职制依旧是存在争议的，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嗣濮王”、“嗣秀王”、“嗣荣王”和“嗣沂王”四个爵位，这些王位的继承人往往是皇帝的养父或生父后代，而非普通的宗室成员。因此，刘随的“亲王既没，不立嗣王”的说法依然可以成立。
宋太祖在973年下诏规定晋王（即后来的宋太宗）居于宰相之上，但仅仅十年后，宋太宗便改变了这一制度，明确提出亲王的地位应低于宰相。特别是在983年，宋太宗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宰相的职务应低于亲王，并强调，亲王虽位高，但并不承担实际的行政职能。
这一改变显现了宋代对于皇权集中的高度重视，宋太宗明确表示，藩邸的任务只是“奉朝请而已”，即亲王仅仅是在形式上有地位，而不应参与政治事务。宋代的亲王制度完全不同于唐代。唐代的亲王府机构庞大，亲王不仅拥有封地，还能设置官员，拥有实质的权力。与之相比，宋代的亲王府则简化了很多，官员人数极少，几乎没有行政职能。
例如，《宋史》卷162《职官志二》中指出，宋代亲王府的官员设置极为简朴，通常只有少数几个职位，且大多没有实质职权。这与唐代亲王府的庞大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唐代亲王府有多达1040名官员，而宋代则远远无法企及。
不仅宋代亲王不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连东宫的职能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唐代的东宫是一个独立的“朝廷”，拥有大量的官员和资源。相比之下，宋代的东宫则是一个相对简朴的机构，皇子和太子所承担的职能仅限于“问安视膳”，甚至不允许参与政事，避免出现对权力的过度干预。
就像宋太宗所言：“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在宋代，太子的职能几乎完全变成了礼仪性的任务，不再承担实际的统治权力。这种安排也体现了宋代皇权的集权化趋势。
此外，宋代虽有太子监国的例外情况，但这往往出于特殊原因。在天禧年间，宋真宗因病重，由太子监国，但这一举措遭到了许多士大夫的反对。因为太子监国的设立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隐患，太子可能因拥有实权而产生篡位之心，导致政治不稳。
总的来说，宋代的宗室制度与唐代的巨大差异在于，宋代的皇子们几乎没有实际的权力，他们的职责局限于礼仪和象征性的职能。这种制度的改变与宋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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