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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砂锅吊子 执行加亮操作(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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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把苦难看作命运的馈赠，从错愕面对到坦然接受，筱 慢用了 8 年。筱慢是一位对外汉语老师，今年 29 岁。21 岁还在国外读大二时，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在青春的年纪，她的经历犹如过山车，三度患癌，三次重生。历尽劫波，筱慢已经能用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疾病、面对生活、面对未来。「生活就像一个数学模型，也许我因为区间的限制，注定无法求得其他人那样的高峰值，但我仍有权利和能力，去憧憬在限定区间内所能达到的最优解。」筱慢说。从校园到病房我第一次与癌症遭遇，是 21 岁。2012 年，我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大二，念统计专业。作为一个理科学渣，学统计的确让我很头大，但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课余生活给我带来的快乐，远大过了专业课给我的焦虑。跳跳街舞、去打工 + 旅行、选修一些我喜欢的文科课程等、和朋友一起做一堆傻事……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充满新奇，仿佛每个角落都在招手，向我敞开着大门。 大学时我在街舞社团图源：作者供图那年 6 月，我想增加更多的人生体验，暑假便没有回家，在学校周边咖啡馆找了一份做店员的小时工，借住在朋友宿舍。有天晚上，半夜三点，我躺在宿舍单人床上，无意间触碰到了自己右乳，发现皮肤表层有个硬邦邦的肿块，那一刻，紧张随着指尖蔓延到了全身。发现了异常，妈妈便督促我马上回国检查，我跟咖啡馆的老板说，有急事得回国一个月。没想到，这一回，就是整整九个月。现在回看，倘若我的人生是一张折成 90 度的纸，我正站在对折线上。回到广东，爸妈带着我直奔医院。经过一些检查，当地的医生对我们说：「去北京吧，我们这里只有全切这一条路，我要对姑娘负责。」来不及多想，当天下午，我们全家三人匆忙收拾了几件衣服，晚上便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想来，当时医生那么说，可能是「不忍心对我点破」。到了北京某三甲医院，主治大夫看我如此年轻，马上重视起来，伸手一摸，她脸色便一沉，寥寥几句，就安排好了住院和各项检查。八年前，医院乳腺科病房和护士站格局，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墙上挂着的每个病房的责任护士和住在里面的病人名字，八人病房里有台要高仰着头才能看清的小电视……记得最清楚的，是摆放在护士站旁的那一套桌椅。坐在那张椅子上，我得到了主治大夫最终的确诊结果。「检查结果出来了，还是直接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比你妈承受能力强……你亲自跟你爸妈说吧。嗯……的确不太好，是浸润性的乳腺癌，要立马手术。」那一瞬间，我在脸上成功地对着医生挤出了一个微笑。不过，表面的平静，是为了掩饰内心汹涌。我迎着主治大夫关切的目光点点头，转身回到病房，呆坐了好久。很快，主治医生安排好了由手术、六个疗程的化疗以及 30 天放疗组成的、为期 9 个月的治疗方案。还好，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 21 岁的自己患癌的事实。没有感到过度恐慌，甚至隐约还为能休学一年什么都不干而感到兴奋。年纪轻轻就患癌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正是因为我还年轻，在生活和事业上「一无所有」，可能更能坦然和轻松地接受这次生命里的偶然。当然，最焦虑的是我爸妈。他俩当时都还未退休，只能请了长长的事假在北京照顾我。除了医药费，在北京治病最大的花费是房租，一间小小的、简陋的一室一厅，一个月就超过 5000 。当时情况发生得突然，钱上让我爸妈伤透了脑筋。多年之后，我妈才告诉我，她一个从来不愿意求人的人，也不得不向别人张口借钱。2012 年时，乳腺癌的治疗技术已经日趋成熟，我所在是医院也有能力做保乳手术，我逃过了做全切手术的命运。8 月份做完局麻的保乳手术，又发现腋下淋巴有转移，所以，紧接着，我又做了一次全麻的腋下淋巴清扫，这让我的右臂在好几年间，一直反复肿胀疼痛。保乳手术没有造成多大的痛苦，但腋下淋巴清扫形成的巨大创口，前后经历了 3 个星期左右才基本痊愈。9 月，我开始了正式的化疗。困扰很多病友的化疗掉发，没对我造成多大负担。在医院门诊，我见到过很多在做化疗但不舍得剃头的病友，头发特别稀少，甚至裸露出大面积的头皮，这让我坚定了开始掉发后干脆去剃个光头的想法。某天下午，我正坐在床上看书，手指插进发丝儿间轻轻一捋，好几绺发丝就留在了指缝间。我跳下床，对我妈说：「走，剃头去！」带着些许兴奋和刺激，我喜提人生第一个大光头和两顶厚密的假发。做这个决定不是我不在乎外貌，相反，是因为我太爱美了。那时我想，与其哀叹曾经美丽逐渐消失，不如去找寻一种全新的美丽。 朋友给画的漫画光头图源：作者供图初到北京求医还是盛夏，不知不觉，窗外的落叶飘了下来，接着，就是白雪皑皑的冬季。在北京完成整个治疗疗程时，已经是 2013 年 2 月了。可能说出来有人不相信，第一次患癌的九个月，于我并不难熬，甚至是一段「闲适而愉悦」的时光。我和妈妈在放化疗期间，租了一间离医院只需步行五分钟的房子，同一小区里住的都是所谓的「老北京」，大部分都是早就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爷爷奶奶。每天早晨我们七点多起床，和他们一样去赶早市，在熙熙攘攘中领略着北京小摊贩的豪爽脾气。 2012 年北京的冬天，我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下雪，非常开心图源：作者供图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还断断续续地考了一个 CFA （注册金融分析师）一级证书。回首那段经历，让我觉得，生病和生命中遭遇到的其他大事没什么不同，就像高考考砸了，被公司裁员了，投资失败了……都是人生不可预计之事。在已改变的人生轨道里，找到新的乐趣和追求，是从苦痛中走出来最快的途径。完成第一次治疗后，我带着重生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校园，继续为了走入金融行业而奋斗学业，但从病痛之中走出来的我，却未曾想遭遇到了巨大的心理危机。 回到生活治疗的过程中，我把治疗结束当做坚定的目标，可等出院，完成了这一目标，我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2013 年 5 月，我顶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平头回到了校园。我竭力想要回归原来的生活，回到街舞社团、像以前那样熬夜唱 K 和宵夜、与同学一起为竞争激烈的实习名额拼命、继续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可大病之后，诸多身体的限制和夜里不断袭来的对复发的恐惧，让我失去了恣意人生的胆量，我想要赶上其他同学的步伐，却力不从心。频密的乳腺、妇科复查和持续进行的内分泌治疗，使医院继续与我的生活深度重合。保乳手术和腋下淋巴清扫在皮肤上留下的伤口，尽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可长长的疤痕仍清晰可见。不敢穿无袖的衣服，也远离了泳池，我突然从一个在街舞社团蹦蹦跶跶的「疯女孩」，变成了每天宿舍、教室两点一线的「好学生」。这是多年之后，我才看清的。重疾病人可能都会经历与主流社会的分流，会经历自己可能都无法察觉的与其他价值观的缠斗；会因为自己偏离了主道而自卑自怜，甚至自暴自弃。疾病也会以一种外力的形式，帮病人找到从「己所不欲」之事中脱离开去的借口，心安理得、冠冕堂皇。这一次的生病，让我从一个事事都委屈自己融入集体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会更加关注自己感受、对自己更为宽容和关照的人。只是那时，我还未没能如此细致地思考，仅察觉到，自己已经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也融不进普通人的发展轨迹了。回校后的 1 年多，我整个人沉静了不少，从嘈杂的社团和集体活动中逐渐剥离出来。认真上课，努力实习，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完成实习后，又找到了一份新加坡公司的实习机会。 这期间，我一直在竞争压力和死亡焦虑间挣扎，时而坚定，时而挫败，时而迷茫，时而恐惧。在这种迷失慌乱的状态中，我没能躲过心里最恐惧的一块礁石：复发。 Don’t cry, face it医院长长的走廊干净明亮，坐在椅子上等待就诊的人不多，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我一个穿着宽大 T 恤和牛仔短裤的年轻人在这儿显得格格不入。2014 年 7 月，我做完两年例行复查的钼靶后，发现右侧伤疤附近又长出了两个非常小的疙瘩，之后转院到新加坡中央医院，做了一次加强核磁共振。片子上发光的小白点基本证实了复发的事实，但医生为了最终确认，还是安排了一次 B 超下的活检穿刺。 新加坡中央医院确诊复发报告单图源：作者供图23 岁的我面无表情地在医生诊室，听完了最终确诊复发的穿刺结果，站起身回头的瞬间，眼泪就流淌成了瀑布。坐在休息处抱着陪我一起来的朋友，我嚎啕大哭，走廊上的其他人纷纷侧目，但我已顾不上维持恰当的社交礼仪，不受控制地一遍遍对朋友哭喊着：「如果我死了，一定帮我照顾好我妈！」巧合的是，和第一次患癌一样，获悉复发的消息时，我也是在实习，正供职于一家新加坡公司的市场部，我把报告的结果发给了老板，并向她提出离职，她立马批准了。 当时在市场部实习的我图源：作者供图第二天上班，老板经过我的工位，站在我身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她快速俯下身在我耳边小声但坚定地说： 「Don’t cry, face it.」（别哭，去面对）有时，我常会感慨自己的幸运。朋友、同事、医生，甚至一些陌生人，都是曾在行动或言语上帮扶过我的贵人。在波涛汹涌的巨浪中，总有一些人会及时出现，把我拉出困境。自怜自伤毫无用处，我需要做的，是根据眼下的状况，快速制订出应对策略，争取以最优方式解决问题。回到北京，我很快又住进了熟悉的乳腺科病房。急匆匆赶来的主治大夫看着我禁不住落下眼泪，对我爸妈说：「这姑娘是我最喜欢的病人，我真不愿意看到她复发。」这时候我还反过来不断开玩笑安慰他。生命中很多意外的发生，都是命运的设定，躲也躲不过，只能见招拆招。我的主治医生提出了针对复发的治疗方案，庆幸的是，这次的肿块非常小，做完手术后并不需要放化疗，但两年内复发的乳腺癌十分凶险，这回必须要做乳房全切了。我清楚地知道，切除双乳，对一个 23 岁的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当时我没有丝毫迟疑，甚至在主治大夫犹豫着询问，是否能接受把非患侧也做预防性切除时，我斩钉截铁地说「愿意」。医学数据是我做决定的一个客观原因：做完双侧切除后的病人复发概率会降低至 5% 。主观原因，是我受够了之前无休无止地对复发的恐慌与焦虑。主治大夫知道这个决定对于年轻女孩子来说有多么重大，给了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好好考虑。但我没有一刻改变过自己的想法。2014 年 8 月，我又一次盖着厚厚的棉被，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白晃晃的灯和医生们紧张的准备工作，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醒来后，我发现身体两侧挂上了两条长长的引流管（把体内的脓血引流到外面）。我年轻，身体恢复得快，五天后就拔掉了引流管，大约两周后就能正常活动了。全切后的一次或二次再造手术，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再造完成后，在外形上除了一道伤疤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笑着对我妈说，就当我去做了次丰胸。只是，复发的心情和第一次患癌截然不同。第一次我多少带着些不知者无畏的盲目乐观，然而，乐观在复发面前被击得粉碎。我头一回感觉到死亡是近在咫尺的存在，它不再能被遮盖和蒙蔽，成了一个我必须去直面的问题。死亡赤裸裸地威胁，放大了我对活下去的渴望，在这个强烈的心理动机面前，即使双乳在传统观念里对年轻女孩再重要，也抵不过人类求生的原始本能。14 年冬天，我和我妈去山东爬了泰山。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我们慢慢悠悠地爬了三个小时，累了就歇，饿了就吃，虽然比别人慢但最终还是爬上了峰顶。第二天早起看日出时，不想下起了雨。看着雾气笼罩下的壮丽群山，我倒觉得，着急忙慌还不如慢慢悠悠，沿途和顶峰，朝霞和日出，云雨和雾气，都是人生的收获。 爬泰山的路上图源：作者供图之后治疗非常顺利，2015 年初，我就回到了校园完成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那时，我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已经参加工作，相比于第一次回归，我已经基本习惯了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但身体上更大的疤痕，还是成为了我心里一块膈应人的小石子。女生对于美的追求是不可能被磨灭的，加上在一个男性视角主导的社会中，我不可避免的会对身体的缺陷感到自卑，就连在社交场合和异性的正常交往，都让我感到局促不安。这不仅出现在对自身女性价值的否定上，更出现在我毕业后第一次走入职场时。 善待自己2015 年 5 月，毕业后，我没有选择本专业的对口行业——统计、金融、证券等方面的工作，而是转行成为了一名对外汉语教师。职业规划上的改变，是乳腺癌复发的一个「好处」：终于能果断放弃那些生活里，因为各种原因而委屈自己的人和事。极端的人生困境像是面镜子，能照出曾经生活中的荒谬。放弃和选择都来的是如此简单：我想让我珍贵的第三次生命，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模样。其实，我从来不喜欢也不擅长所学的统计和数据，以前给自己制定的职业规划，只是觉得，似乎所有统计专业同学都该如此。两次生病让我意识到，自己热爱中文写作和教育，能成为一名华文老师是件幸福的事，可我的第一份工作，却颇不顺利。进入公司两个星期后的一天，老板宣布下两个月的暑期班会非常忙，所有老师的课都几乎翻了番，熬夜加班必不可少了。我当天找到教学处的主管和一位资深教师，提出了减少工作量并申请不加班的要求。从她们震惊的眼神里（当时普通同事并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我瞬间知道入职才两个星期，我已经把这份工作搞砸了。其实在工作中，老板和同事都评价我是一个非常认真且负责的人，可经过复发，我对自己的身体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完全没有把握。熬夜批改作业和过大的课时压力，都会让我再加上一层对复发的焦虑及担忧。那时，我还没能在打拼事业和善待自己身体之间找到平衡点，也还没找到一个曾经的癌症病人，究竟该如何在职场中自处的方法。我总觉得自己是公司里的「例外情况」，不愿把病情说出展示脆弱，又希望得到同事老板的理解与照顾。7 个月后，做得并不开心，我离开了公司。休息了半年，期间好好反思和调整了自己的心理状态，同时在对外汉语领域继续深造。等我觉得，自己可以用一个较为平和的心态对待职场，我开始寻找第二份工作。我学会了与自己的死亡焦虑和平相处。复发的恐惧是癌症病人一生都要与之相伴的「朋友」，与其去抗争，不如选择共存。每个人改变心态的方法不同，我是通过阅读大量心理学、哲学和宗教类的书籍，渐渐学会理性看待自己的负面情绪，并逐渐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有需要自己去消化和解决的不为他人所道的难题。癌症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并不是社会中唯一「例外情况」，每个人都可以是另一个人的「例外情况」。打破这种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才能获得心灵上的自由。 2017年，工作之余，我去了台湾旅游图源：作者供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适应了一个乳腺癌幸存者的身份，在第二个公司里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获得了很多家长、学生的喜爱，老板和同事也非常认可我的工作能力并总是给予我肯定和鼓励。虽然工作依然很忙，但规律的运动也安排进了时间表。和室友们（也都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开心和谐的互动，让独居异乡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2018 年我申请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并打算于近一年内入学。可未曾想，当我以为生活开始不断向好时，命运又和我开了个玩笑。人生的无常呐，总是超乎想象。 无常2018 年 4 月的一天早晨，我起床洗漱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腰部和腿上出现了两大块发紫的淤青。「久病成良医」，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血小板出了问题。我急忙打电话给公司告假，去附近的的诊所验了血。当天下午诊所就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里，医生什么也没说，只催促我赶紧去一趟。那一刻，我感觉天轰的一声塌了，哭着问医生是不是结果不好，医生只是反复告诉我，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或家人，最好叫上他们一起去。我叫上室友们一起赶到诊所，结果显示，我血液中的白细胞超过了 10 （刚刚超过正常值），而且血小板只有 14 个单位，也许稍稍一磕碰，就会造成脏器出血等不可挽回的局面。诊所无法做更多的化验，要确诊病因，还是要去大医院。我当天就走急诊程序，住进了新加坡中央医院，所有护士和医生都把我当一个玻璃娃娃看待，严禁我擅自下床走动。花了两天时间，抽完血做完骨穿，我还怀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自己仅仅只是紫癜或其他会导致血小板减少的疾病。5 月 1 号下午，一个医生走到我的床边，告诉我了最终诊断——急性髓系白血病。 白血病确诊通知图源：作者供图听到结果时，朋友正陪在我床边，她一边听着我说「那我不治了，去旅旅游然后死了算了」，一边陪我哭。医生走后，我们崩溃了一小时，我似乎把全身的氧气都吐出去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般呆滞。然后我听见她对我说：「60% 到 70% 的治愈率呢，不低啊，你不治是想要了你爸妈的命吗？治吧，争口气。」等其他朋友下班后赶到医院时，我也冷静下来。命运没留给我哭泣的时间，我只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收拾好自己，做好再次战斗的准备。白血病的治疗复杂艰险。新加坡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建议我在化疗达到完全缓解后，马上进行骨髓移植。具体需要几个疗程的化疗，这个得根据具体治疗效果来定。工作又一次被新的病情打断，事发突然，那学期的课我没有上到期末，就马上要在当地接受化疗了。化疗期间，几个同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几个学生给我的信。那几个孩子都是 15、16 岁的年纪，读新加坡中学三年级。在我做华文老师的几年中，他们是和我默契度最高的一个班级。 学生写给我的信图源：作者供图信中，孩子们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我的想念。他们告诉我这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说他们进步了，对华文更有兴趣了，说我是他们心目中最棒最时尚的老师，然后问我到底怎么了，什么时候回去，他们还等着我继续当他们的老师。那一夜我失眠了。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机会和他们好好道别，心里不免生出深深的遗憾。翻身起床，连夜给他们回了封信，在信中，我对每个孩子都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表达了我对他们唯一的期望——快乐。信的最后，我教了他们一个新词：无常。嗯，无常，是我这二十几年人生，多么精准的概括。三次患癌，每次都猝不及防，像是一条铁轨突然被山石砸断，火车被迫转向，驶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第一次乳腺癌，打断了我正常的学习进度；第二次复发，让我提早结束了实习生活；第三次白血病，又一次让我从职场中途被迫离场，本已计划好的研究生，也变得遥遥无期。在中央医院的深夜里，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再也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我注定要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可能性。我把自己的公号改成了「筱慢的游乐场」，第一次写下了与癌症同行的点滴经历。文字是能医心的，就像当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陪我度过无数个难熬的夜晚一样。我希望这座「游乐场」能以真实和温暖的形象出现，每一篇文字都能成为他人黑夜里的一颗小太阳。 现代医学是我的贵人白血病的第一次化疗尤其凶险，等 10 多天高烧终于退去，血象一点点恢复后， 朋友们把我又一次送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和硬件设施自然没的说，护理也是数一数二，但无奈对于非本国公民来说医疗费过高，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难以承受。对于白血病的临床经验，特别是骨髓移植的经验，新加坡并不比国内丰富。所以在综合考虑之下，我和父母又一次选择了去北京就医。 化疗后血象低的时候输血小板图源：作者供图2018 年 6 月，我和父母终于挂上了专家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问诊。这里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已经很成熟，我并不需要在焦躁中，祈祷老天从骨髓库中赐我一个稀缺的全相合供者，我能用老爸的干细胞，进行移植就好了。现代医学是我的贵人。2018 年我爸 56 岁，按道理说，已经过了适合做干细胞供者的年龄段，但他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健康，也还不成问题。但他几十年基本没进过医院，对医院的一切都有着惹人发笑的恐惧感。每一次面对医生，他那怯生生的小眼神，一遍遍询问我，抽血和骨穿到底疼不疼，暴露了他孩子般的忐忑。可当我在移植仓里做完大化疗，等待回输（把供者的干细胞输进病人体内），在仓外的抽血室抽血时，爸爸写下了一首小诗：「你在仓内，我在仓外早早的我起来了记忆中未曾这么快醒过洗脸刷牙打针抽血静待中手朮单架车过来了趴在手朮台上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紧张那么多医生护士忙碌着吆喝着我竟然像你小的时候那么乖一切行动听指挥消毒局麻自体血回输针扎进去了咬着牙攥着拳头闭着眼睛眼前满是幸福的光着头的你孩子你等着我们正在采集骨髓血医生，能多抽点吗」我那个抽血都要问一句「疼不疼」的爸爸，扎针要咬牙攥拳头闭眼睛的爸爸，那个从小到大傻傻爱我的爸爸，为了我，克服了自己所有的恐惧。 在移植仓里回输我爸的干细胞图源：作者供图奇迹游乐场2018 年 9 月底，我北京的好闺蜜带着好几个朋友，录制好了生日祝福，提前给我过了个生日，那是我进仓移植的前一天。这些可爱的祝福，让即将到来的、最危险的 32 天成了一个节日，一个提前庆祝重生的节日。回想之前的经历，我生命的西西弗斯之石，仿佛一直在这样生存与灭度的吱呀声中，滚动着。第二天，跨过移植仓门口的那条红线，我开始了孤独的 32 天闭关生活。 移植仓门口的红线图源：作者供图孤独是思考肥沃的土壤。移植仓中，这几年患病的一幕幕，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出现。我想到了曾经因为乳腺癌手术留下的伤疤而自卑的自己；想到因为三次患癌而失去的那些生活及事业上的机会；想到移植手术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排异及感染；想到未来的发展可能因为白血病的降临会遇到的更多难题……我同时想起，自己已经逐渐从世俗眼光中走出来，把身体上的伤疤，当作每个女孩对青春痘或不完美身材的遗憾；想起每一次遭遇疾病时，获得的帮助和爱护；想到即使移植后出现排异和感染，一样有最优秀的医生和最有爱的家人的陪伴；想到即使癌症给我的生活设下了重重限制，依然有那么多我可以去完成与体验的事物，给了我摆脱世俗价值观，去追求自我的勇气和胆量。苦难能发光，我们都应该爱和感恩那个被苦难塑形后的自己。 移植仓里图源：作者供图移植的过程非常顺利，出仓后，因为我血象偏低，以及出现了巨细胞病毒，在医院又住了一个多月做相关治疗，之后就出院了。一直到现在，移植后一年零九个月，除了出现过一次轻微皮肤排异、一次致病基因指标偏高（用干扰素治疗三个月就恢复正常了）和一次轻微肺部感染之外，我并没有出现其他严重的移植后并发症。我又一次幸运地成为了幸存者——白血病幸存者。今年年初，我公众号上的病榻随笔被一位编辑伯乐相中，得以刊印出版。想到从 21 岁到 29 岁，我与癌同行的青春，仿佛命运写就的奇迹，所以书最终取了个直白但贴切的名儿，《奇迹游乐场》。算是送给我青春的一份纪念吧。 最近的我和家里的猫图源：作者供图2012 年，21 岁的我，遭遇乳腺癌时，觉得那只是生命的偶然；2014 年，23 岁的我确诊复发时，我觉得这是命运；今天，29 岁的我，在白血病漫长的恢复期里，我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份礼物。从错愕到坦然，接受这份礼物我花了 8 年，也许要弄懂这份礼物带来的使命和意义，还得需要更长时间。只要我扛得起这份厚礼，找到答案是迟早的事。对第四次重生后的新生命，我仍满心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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